次日，他比諾伊弗先出門步行上路了，他沒法等到上午再出去。他的確脾氣古怪，儘管他可能有著很大的天分，諾伊弗太太覺得。有時候人們得任由他胡思亂想，諾伊弗說，他不喜歡在沒有人陪同的情況下穿過舍恩布赫去蒂賓根。
這是發生革命的那一年。可以設想到，他閱讀了、聽說了很多關於發生在巴黎的各種事件，他也為此而爭論過、激動過。1789年7 月，人們將要衝進巴士底獄。在那之前，三個社會等級聯合起來了，在重壓之下，國王對此表示默許。各種訊息傳遞地很快，並根據政治立場的不同受到了人們的評價。許多的書信、日記和號召製造出一種起義的氛圍，一種充滿希望而吸引了年輕人的迷醉狀態——在他身上，在荷爾德林身上，很難發現這些東西。但是他的環境曾經也一定感染了他，跟他離得最近的人都激情澎湃地參與到這場思想和行動之中。我想的不是諾伊弗和瑪格瑙，而是那些他認為跟他聯合得尤其緊密的人，施託伊丁、康茨、黑格爾。他們的激情將他捲入其中，然而他也會對他們感到害怕。他不允許任何人長時間跟他走得很近，就像在神學院他就將要逃避那些太過於活躍的人一樣。這種行動之中的憤怒，這種公共場合裡的作為在他看來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雖然他像所有人那樣夢想著人性、公正和自由，並且這些夢想也被寫進了他的詩歌裡，但是他卻懂得非常小心謹慎地將這種理想和征服而來的現實區分開來。不要置身其中，這是兒時的教訓。
那些聞所未聞的事件他是如何得知的，對此又有什麼反應呢？有沒有一些時刻，他能夠在此期間吞吞吐吐地重複所有這些新的形式，一起期望，並毫無任何顧慮地寄希望於所等待的人類幸福呢？根據我現在對他的瞭解，我敢肯定有這樣的時刻，只是他有時候一定是被自己嚇壞了。他知道，自己能夠也必須越過界限去思考和生活——但是和別人一起和為了別人而這樣，他做不到。諾伊弗帶著極大的關切向他講述了施託伊丁的“顛覆活動”，而荷爾德林選擇了站在自己不能忘記的這個人物的一邊，他希望這個人成為自己的朋友，因為這個人，就像他的朋友們通常所是的那樣，是一個果斷的人，一個懂得將自己的想法和行動結合起來的人，這樣的人深得他的喜歡。
給我講講關於他的故事吧，他請求道。
讀讀他在舒巴特的《編年史》裡寫的東西吧，諾伊弗回答道，那不是我所欣賞的型別，但是那之後卻隱藏著一股力量。
他一定讀過《祖國新編年史》，也讀過舒巴特的詩句“爬上伏爾泰囚室門前的巴士底獄廢墟（這些詩句是從巴黎寄給作者的）”。這位病危的詩人將他對啟蒙者的兄弟般的追憶和對長久以來所期盼的*的肯定聯絡起來，這使他感到著迷：“噢，朋友，發自肺腑地感謝你，/為了巴士底獄那悚然的遺蹟，/讓自由之民那有力的手臂/ 將其碾碎了拋棄於廢墟瓦礫。// 那陰森恐怖的小間已被譭棄，/ 它曾在發黴的夜裡將你，噢，伏爾泰，監禁。/這房裡已不剩一木、一石、一釘，/ 無辜人們的眼淚曾在這裡灑傾！// 因此，彼德爾曼，接受我的祝福吧/ 因為這，是你送給我的廢墟，/它對我來說比寶劍更金貴，/哪怕一位暴君曾用它將自由的人們壓制。”
Ⅰ 友誼（11）
我讓荷爾德林想我所想：舒巴特最熱切地期望，他的禁閉地阿斯佩格的下場和巴士底獄一樣，也一片磚瓦不留，而荷爾德林則欽佩這位老人又重新燃起的勇氣，他雖然享受著君主的慷慨恩賜，但他頭腦中的真相卻不能因此而被抹殺掉。
日常生活則是另一個樣子，在神學院裡他們還不敢公開地談論什麼。大家學習，大家沉默。教授們對發生的事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所有的一切都必須保持它一貫的樣子。而他，他逃亡，杜隆，一位笛子技巧名家在蒂賓根逗留，他在他那裡求學，跟他合奏。他很容易便隱退到想象之中，並用他的思想去啟用一些人們所喜愛和崇拜的人物，就比如蒂爾。
蒂爾成了受崇拜的人物形象，成了這個朋友聯盟裡的詩歌精神的化身，諾伊弗朗讀了蒂爾的詩歌。而施託伊丁又跟這個故事有關聯：他在他的首批繆斯文學年鑑上——對此，席勒感到非常地生氣，因為這跟他的年鑑形成了競爭，因此他怒罵這些年鑑成為鄉巴佬的產物——刊印了來自施瓦本地區的約翰· 雅各布· 蒂爾的詩，並以巨大的熱情引薦了這個極富天分者。蒂爾是蒂賓根大學的碩士，25歲時，也就是1772 年，荷爾德林的“第一位父親”去世的那年，便早逝了，早逝使他的作品蒙上了一層光暈。像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