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的敘事方式特別容易懂，就是因為它老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比較。
說，同“悅”，高興。一個君子你很容易與他相處，但是你又難以取悅他。假如你想以不正當的手段取悅他，他反而會不高興。決不會說你給他一個小恩小惠，他就給你大開綠燈、大開後門。等到他真正使用你的時候，他會根據你的才幹，給你安排一個合適的位子。這就叫“器之”。
小人的特點是你很容易取悅他，但是你很難與他相處。生活中這樣的人不在少數。比如說你給他施一點小恩小惠，幫他一個小忙，甚至你請他喝一頓酒，這個人就會很高興了。即便你取悅他的方式是不合乎道義的，是不正當的，他也還是會很高興。但這樣的人又是很不容易共事的。你千萬不要以為取得了他一時的歡心，他以後就會非常忠誠地一路給你開綠燈，雖然你費了很多力氣，花了很多錢財，打通了關節，但等到他真要用人的時候，他不會根據你的才幹給你安排工作。而是求全責備，覺得你這兒也不夠格，那兒也不達標，你以前所做的一切都算白費。他會想法刁難你，讓你覺得很尷尬。所以這樣的人你很難與他相處。
這就是小人和君子的區別。
《論語》中為我們描述的君子，除了要是一個善良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很好相處的人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說話和做事的標準。
一個君子的言行，應該是怎樣的呢？
一個君子不會把自己要做的事、要達到的目標先說出來；而往往是等把事都做完了，目標達到了，才淡淡地說出來。這叫“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論語·為政》）。
孔子十分討厭那些誇誇其談的人，他說：“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他認為，真正的君子應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表面上可能是木訥的，少言寡語，但他的內心無比堅定、剛毅。
《聖經》說世上最追不回來的有三件事：射出的箭、說出的話和失去的機會。說出去的話有時候就像覆水難收，所以一個真君子，總是先把事情做到，然後再去說。
孔子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這在今天成為一個成語，叫“言過其行”。一個人說的多於他做的，是君子之恥。
君子的力量永遠是行動的力量，而不是語言的力量。
君子崇尚實幹，那麼，一個真君子應當在社會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從事什麼樣的職業？
在孔子看來，君子所承擔的社會責任是比職業主義更高一層的理想主義。君子從來不是固定在某個職業中，他說：“君子不器。”（《論語·為政》）君子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作為一個容器存在的。容器是什麼呢？就是你合格地中規矩地擺在那兒做一份職業而已。
所以，君子的社會角色是變通的、與時俱進的。一個君子重要的不在於他的所為，而在於他所為背後的動機。他們是社會的良心。
人很奇怪，我們是思維決定行動，也就是態度決定一切。我們在這個社會上每天做的事情大體相同，但對這些事情的解釋各有不同。
我曾經看過十五世紀一個宗教改革家寫的一本書，在這本書中他講了自己青年時代的一個小故事，而這個故事改變了他的一生：
他說有一天他路過一個烈日炎炎下巨大的工地，所有人都在汗流浹背地搬磚。
他去問第一個人說，你在幹什麼呢？
那個人特別沒好氣地告訴他，你看不見啊，我這不是服苦役——搬磚嗎？
他又把這個問題去問第二個人。這個人的態度比第一個人要平和很多，他先把手裡的磚碼齊，看了看說，我在砌堵牆啊。
後來他又去問第三個人。那個人臉上一直有一種祥和的光彩，他把手裡的磚放下，抬頭擦了一把汗，很驕傲地跟這個人說，你是在問我嗎？我在蓋一座教堂啊。
大家看一看，這三個人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但是他們給出來的解讀卻是三個層次：
第一種人的態度我稱為悲觀主義的態度。他可以把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看作是生活強加給的一份苦役，他關注的是當下的辛苦，當然這也是確實存在的。
第二種人的態度我稱為職業主義的態度。他知道自己在砌一堵牆，這堵牆是一個區域性成品，他知道要對得起今天的崗位，要對得起他的一份薪水、一個職務和職稱，所以他的態度不低於職業化的底線。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器”的境界，作為一個容器的存在他合格了。但是他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