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可見太宗對待良臣的態度和客觀體己的真誠。
大國理想：唐太宗與貞觀之治（3）
貞觀之治，關鍵在於“作為之治”，即是有所作為，而且是積極作為。而更重要的是，這種作為的方向不是奉己，也不是一方階級之利，而是天下百姓受益。這一點尤為值得中國的今天汲取，同時也必須讓全球化的中國人好好總結和學習（以便中國能夠積極參加到全球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建設大業中去）。貞觀之初，國家猶在戰亂之餘，到處千瘡百孔，人民流離失所，然而經過太宗與群臣和各地官員的精心治理後，不到幾年，就出現了社會景況的迅速好轉：流散者回歸家鄉，土地再度獲得耕耘，農業連年豐收，當時的米粟每鬥不過三四錢，出現了“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的盛世景象。社會治安、人民溫飽、政府吏治、商貿發展等等，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就連行旅在外的商賈和奔考科學的學生們，往來各地間都可以不帶糧食，可以取給於途，這樣的景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國，也是鮮見的。盛世繁榮，人民幸福，在1380年前，中國就是啊。
大國基石：中國精英政治的開端（1）
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將歐洲的公元600年至1000年比喻為“黑暗時期”，究其原因，是感嘆羅馬帝國的覆亡和歐洲的大分裂，而凱撒與奧古斯都的輝煌偉業不再矣。各個不同文明程度的民族紛紛在衰落的羅馬轄地中崛起，而原來的大國政治低下正在失去對疆地的統轄而使帝國黯然失色。而這個時期，恰恰是中國結束了三國兩晉南北朝四百年的紛亂割據與南北分裂，由隋而進入大唐的繁榮時代。
有一個同期發生的歷史值得在此一書。儘管羅馬失去了地位，然而此際的歐洲也不是一無是處，其最大的收穫當是基督教由最初發始艱難以及隨後的三百多年磨難而至君士坦丁大帝受洗，最終成為了羅馬帝國的國教（公元337年），對於陷入到紛亂之爭的歐洲大地而言，不啻是一個來自天國的福音。儘管自公元開始的耶穌隻身於巴勒斯坦乾涸的大地上孤獨傳教到他受難，再由保羅嘔心瀝血不辭萬難渡海到羅馬各屬地傳教（據說他於羅馬皇帝尼祿在位時也被殺），直至教徒們在接續的三百餘年中不斷遭受當政者的迫害，然而基督徒們那種心懷純潔與高尚理想的英勇犧牲終於震攝了這個越來越世俗的世界，這種源自心靈的力量在最後取得了社會公認的崇高地位，從這裡來看，整個公元世紀以來的基督教歷史可以折射出耶穌的偉大人格以及為人類所犧牲的巨大力量。這一力量，使歐洲在政治頹敗之際，仍能夠獲得一片心靈的甘泉，從而為未來1000多年後的復興而留下人文的火種（在人類漫長的人文教化歷史中這是最獨特也是犧牲最巨的了，這是人類面對信仰所表現出來的最大實證之一，當然一直也是唯物主義和現實主義者反對並抗拒最多的一個例子）。
人類的歷史往往會留給後來的人們以許許多多的思考和回味。對於歷史的解知，本身也成為一種人類自我觀照的檢視過程，這個過程能夠幫助人類認識一些屬於規律性的東西，從而避免過多來自當前的襲擾與情緒。對待歷史的態度，從今天的客觀事實來看，東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儘管文明歷史都在東西方延續了五千年，在西方則對此則有相當的儲存（他們還經歷了上個世紀的兩場現代大戰），而中國人所看到的五千年更多隻是一個掛在嘴上的標題而沒有太多實質性的內容，問一問中國人對於一座城市和這個國家的曾經光榮，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更注重當前與眼下的生活水平與物質收入並作為價值標準，這與中國曾經歷史中所出現的精神追求時代已經相去很遠了）。這種價值觀甚至還影響到了今天中國的教育和媒體界，今天中國各大電視臺所播放的歷史劇電視片可以視作為這類價值觀下的歷史回味的一種，我們不會不看到，當這些劇目編導們還在反覆表達一種傳統王朝皇帝是如何君臨天下以及臣子們如何唯唯諾諾，而百姓如何渴盼青天大老爺時，那種封建的文化或許正以這樣的現代娛樂方式再一次向21世紀的中國人發出某種陳腐思想的侵襲：它將這種早應消滅的等級觀與不平等的封建文化（董仲舒的歷史傑作）接連不斷地射向今天中國人的大腦深處，並這種時尚娛樂的方式對社會進行泛化教育並引導其產生群體條件反射，因而使我們無法真正判斷出21世紀的人文方向（我最近看到一部由李保田主演的《欽差大臣》就是表現縣衙如何昏匱和豪強如何權霸以及百姓如何無奈而所有的人都只是為自己的利益而精心算計，無怪乎在這種教化模式下讓今天的我們與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