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懾於自然的威力，往往自覺不自覺地要將社會人事，與一些自然災變聯絡起來。但這種做法日漸具有嚴整的理論形態，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卻主要是儒家的推動。孔子雖不說“怪、力、亂、神”，他經過手的《春秋》記錄一些災變現象，諸如雨雪、日食、彗星、流星墜地、水災等，大體也只為實錄，並不附會人事，可他也相信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畏懼天命；他下過苦工夫的《易經》，更是明確提出“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主要就從自然現象來比譬、解釋社會人事。註解《春秋》的左丘明，又比孔子遠走一步，公開宣揚“怪、力、亂、神”了。他不厭其煩記錄的卜筮，似乎都很靈驗；他也是第一個用自然災變來附會人事的人，開了將《春秋》註解讖緯化的先河。當然，比起漢人，他還有些猶抱琵琶半遮面。他有時也正面宣揚“天道遠，人道邇”，強調所謂天道對於人事的干預，虛而不實，根本就沒法兒說清；有時，更揶揄一些迷信天道的人，說他們將人事歸於自然災變，實在是自欺欺人，而史官因為害怕他們的淫威，才不得不投其所好，將“吉凶由人”的簡單道理，演化為天道示警的荒誕無稽。將經典完全讖緯化的集大成者，是漢代的今文學家，而將它們系統化、理論化的最大功臣，則是漢武帝的博士董仲舒。
董仲舒為答覆漢武帝的冊問，連上了三本，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天人感應”的思想，將《春秋》中所謂天人相與的種種表現，說得神乎其神。最後的結論，則是：“國家將有失敗之道，而天乃先出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