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工具而已。任何人都不會為乘地鐵而滿懷欣喜。
乘客數量不很多。幾乎無人站立。雖說上班高峰已經過去，但依我的記憶，上午10時後的銀座線該更擠些才是。
“今天星期幾？”我問女郎。
“不知道，從來不理會星期幾。”女郎回答。
“就平日來說，乘客未免過少。”我搖了搖頭，“說不定星期天。”
“星期天又怎麼？”
“怎麼也不怎麼，星期天不外乎星期天。”我說。
地鐵線路比預想的好走得多。坦坦蕩蕩，無遮無攔。沒有訊號，沒有車輛，沒有街頭募捐，沒有醉漢。牆壁的熒光燈以適當的亮度照明腳下，空調器保持空氣的清新。至少比地下那黴爛氣味強似百倍，無可挑剔。
最先從身旁透過的是開往銀座方面的電車，其次開往澀谷的疾馳而過。走到青山一丁目站旁時，從立柱背後窺視了站臺情況。如果正在地鐵線路行走時被站務員逮住，那可是件麻煩事，因為想不出如何解釋才能使對方相信。站臺最前頭有一架梯子，翻越柵欄估計輕而易舉。問題只是怎樣避開站務員的視線。
我們站在立柱後面，靜靜看著開往銀座方面的電車停進站臺，開門放客，又載上新的乘客後關門。列車長下到站臺，確認乘客上下情形，又上車關門。發出開車訊號。電車消失後，站務員便不知去了何處，對面站臺也已不見站務員身影。
“走吧。”我說，“別跑，要裝得若無其事，跑會招致乘客的懷疑。”
“明白。”
兩人從立柱背後走出，快步走到月臺的這邊一頭，然後裝出習已為常且毫無興致的樣子爬上鐵梯，跳過木柵欄。有幾個乘客看見我們，露出費解的神情，想必懷疑我們擔當的角色。無論怎麼看，我們都不像是地鐵有關人員。滿身汙泥，褲子裙子溼得一塌糊塗，頭髮亂蓬蓬一團，眼睛被燈光晃得直流淚。如此人物當然不會被看成地鐵工作人員，可是究竟又有誰會樂此不疲地在這地鐵線路上行走呢？
不等他們得出結論，我們已三步兩步穿過站臺，朝出站口走去。走到跟前才意識到沒有車票。
“沒票。”我說。
“就說票丟了，付錢補票可以吧？”女郎道。
我向出站口的年輕站務員說票弄丟了。
“好好找過了？”站務員說，“衣袋左一個右一個的，再找一遍試試？”
於是我們在出站口前裝出把全身上下摸遍的樣子。這時間裡站務員不無疑惑地定定注視我倆的裝束。
還是沒有。我說。
“從哪裡上的？”
澀谷。我回答。
“花了多少錢，從澀谷到這裡？”
“忘了，”我說，“大概不是120 元就是140 元。”
“記不得了？”
“想問題來著。”
“真從澀谷上的？”站務員問。
“開進這站臺的不都是澀谷始發的嗎？如何騙得了人！”我提出抗議。
“從那邊的站臺來這邊也是可能的。銀座線相當長的嘛。比方說可以從津田沼乘東西線到日本橋，從那裡換車來這裡。”
“津田沼？”
“比方說。”站務員道。
“那麼津田沼到這裡多少錢？照付就是。這總該可以了吧？”
“從津田沼來的？”
“哪裡，”我說，“根本就沒去什麼津田沼。”
“那為什麼要照付？”
“你不是那麼說的麼？”
“所以我不是說打比方嗎？”
此時又開來一列電車，下來20多個乘客，透過出站口走到外面。我看著他們透過。沒一個人丟票。隨後我們重新開始交涉。
“那麼說，從哪裡付起才能使你滿意？”我問。
“從你上車那裡。”站務員說。
“所以不是從澀谷嗎？”
“卻又不記得票價。”
“忘了嘛，”我說，“你可記得麥當勞的咖啡價格？”
“沒喝過什麼麥當勞的咖啡。”站務員說，“純浪費錢。”
“打個比方嘛，”我說，“就是說這類瑣事是很容易忘記的。”
“反正丟票的人總是往少報，全都到這邊站臺說是從澀谷來的，無一例外。”
“所以不是說從哪裡起算都照付就是麼？你看從哪裡起算合適？”
“那種事我如何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