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以起作用（如交通秩序，公交秩序，以及下文分析的中國歷史上代際和代中的“虎鬥”和所謂海外###中的“內鬥”），所以最重要的是需要核心權威的推動，這就是使合作得以開始的“第一推動力”。在無法樹立權威的地方，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的社會就真像是“一盤散沙”。許多華人社會就因此而缺乏像樣的自我組織，美國的華人社會亦是如此。
二、儘管“一報還一報”是“集體穩定策略”，但“一報還兩報”和“有疑心的一報還一報”的混合仍可成功滲透，這說明“一報還一報”的優勢有賴於每一種戰略的起始比例。即使“一報還一報”一開始就占主導地位，輕微惡戰略仍可存在。
三、作為一種真正不可滲透的“進化穩定策略”的“永遠背叛”，與具有“區域性集結”能力的“一報還一報”，這二者構成的“雙穩定系統”，最適於用來說明中國人的“關係文化”和中國人的“有小忠而無大忠”。然而，阿克塞爾羅德的“齒輪效應”（Ratchet effect，即認為合作使成效遞增）和道金斯的“高階穩定性”這兩種觀點都是意味著直線式進步的自然選擇過程，其進化方向是走向日益增進的合作③，但這種看法是成問題的（不妨想想以色列—阿拉伯對抗，以及美國的反恐怖戰爭）。正如本章所述，中國的歷史表明，在這種“進步論的進化”之內並不存在任何機制或進化基礎來推動一直不停的進步，而是隻有這樣一個過程，它產生區域性的適應，而不是全面的前進。不少人持有全球民主化的直線思維，即使“道義進步”能有明確定義，他們也需要認真琢磨上述情形，這對他們來說是極其重要的。
四、博弈論以及重複的“囚徒困境”實驗具有令人鼓舞的啟發價值。然而，“模式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畢竟存在著差距，對於“現實世界”中的角色，還必須看到他們和他們的戰略背後起作用的因素。其中有以下“八大因素”：博弈者的關係、聲譽、技巧、賭注、資源、風險、學習，以及決策過程。④“模式世界”中的例子都可能是存在的，因為他們背後的這些因素的作用可能正好被中和了。而在現實中，這“八大因素”卻往往能決定博弈的性質。比如，人們在政治中可能運用一種戰略，而在商業或社會生活中可能又運用不同的戰略。他們會不時地變換戰略。他們還可能用各種不同的策略來欺騙或誤導其對手，中國有名的“三十六計”即是如此。博弈環境決定博弈策略，制度決定行為。自然進步論的模式過於理想化了，它很難適用於複雜的現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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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門宴（1）
對於中國的持續繁榮以及中國的政治未來而言，中國的政治文化有三個方面尤其重要，它們是：一、朝代之間的“天下”之爭；二、朝代內部的權力之爭；三、“接班繼承”制度以及中國的“朝代輪迴”邏輯。
中華帝國始於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在它之前有過夏、商、週三個朝代。中國歷史上時間最長的朝代是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年），正是周朝的統治者最早以“天命” ——即“受命於天”的君權神授之說來證明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同時證明夏、商亡國的合理性（商是中國第一個有文字記載的朝代）。
周朝建立了中國式的封建制度，把土地分封給君王的宗室。⑤周朝中央權力衰弱後，這些諸侯國紛紛自視為獨立王國，這就是中國地方主義的起源。幾個強大的王國彼此征戰不休，形成“春秋戰國時代”。此時諸子百家，主要是法家、儒家和道家，異彩紛呈，學術之盛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空前絕後。秦國利用了法家思想最先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
秦國強大起來後滅了其他各國，其統治者嬴政於公元前221年宣佈自己為一統天下的“始皇帝”，這就是秦始皇。中國兩千年的帝國篇章由此開始。但是秦朝的“法治”暴政剛實行12年就爆發了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農民、囚犯、士卒以及原先各諸侯國統治者的後裔都紛紛起來造反。
在當時的起義隊伍中，原楚國的兵力最強，它的統帥項羽驍勇善戰，在鉅鹿之戰中大敗秦軍。當時起義者推舉的名義上的領袖楚懷王與各路隊伍約定，誰先攻佔秦國心臟地區關中及其都城咸陽，就立誰為關中王。項羽大軍在北面忙於與秦軍主力交戰之際，另一支起義隊伍在沛公劉邦率領下首先攻進關中，秦帝國最後一名統治者子嬰於公元前206年投降了。
“鴻門宴”的故事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發生了。項羽認為滅秦功勞應該屬於他，不能讓劉邦當上漢中王，否則他項羽就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