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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工作。機關的造反派說我在監察委工作，知道情況，把我拉到左家莊，吃住都在那裡，一個多月不讓回家，也不讓與家裡人聯絡。造反派對我有兩條要求，一條就是要我揭發局黨組領導人的問題，還有一條是要我揭發曾山的所謂問題。造反派說，曾山家裡有一萬畝土地，是大地主，搞富田事變，是AB團，反毛主席等等。我當時感到氣憤，對他們說：
“你們說的不對。我與曾山在抗戰初期就結婚，幾十年了，對曾山我瞭解。他是苦出身，人很老實，忠於黨，擁護毛主席，我相信他。我也是窮苦農民出身，從小就參加革命，槍林彈雨，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徵。你們要相信我。”
他們不讓我出去，剝奪了我的行動自由，日夜逼我揭發。但我不能說假話呀，一是一，二是二，總不能胡說八道吧。說假話、誣陷人的事，無論如何都不能做。對造反派的逼問，我實事求是做了回答。他們看實在問不出什麼，只好放我回家了。但回到家，另外的鬥爭還在等著我們。
在“文化大革命”中，內務部一共402人，就有7個造反組織。有的要保曾山，有的要打倒曾山。造反派把我們家裡和住的衚衕裡貼滿了大字報，到處寫著“打倒走資派曾山”的標語。一次，造反派衝到我們家裡來批鬥曾山。老頭子對我們說：“你們到裡邊屋裡去，這不關你們的事，我的事情自己處理。”造反派一群人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讓曾山坐在小板凳上，厲聲要他交待自己的問題。老頭子平聲靜氣回答造反派的問話。對有些故意找事、出言不遜的問題，我們聽著都難受，可老頭子還是不急不躁，說：“我的問題，中央都知道，我也寫了材料，你們可以調查。我自己是農民出身，幹了一輩子革命，問心無愧。我自己的進退，都聽黨的安排。”
1967年1月，“文革”造成的混亂局面更加嚴重。各種造反組織都搞串聯。內務部機關總共才400多人，一下住進了10000多名全國各地來北京搞串聯的紅衛兵、造反派，把內務部除了檔案室、機要室外的所有辦公室、會議室都住滿了，機關工作陷於癱瘓。為了扭轉工作癱瘓的局面，周總理提出“要抓革命，促生產”、“打回老家就地鬧革命”。曾山立即貫徹周總理的指示精神，盡全力抵制“左”的錯誤造成的混亂。他不顧機關造反派已經提出“打倒曾山”的複雜局面，立即在機關召開了萬人大會，傳達落實周總理的指示。會議剛一結束，造反派就抓住曾山不放。幸虧有王青爭、韓英等掩護著，曾山才從後門脫離開了會場造反派的圍追糾纏。
“文革”開始不久，許多老幹部被打倒了。有幾次，周總理到機場去迎接外賓，都找不到與對方相應的人員陪同。起初，他找相關部門領導代替，後來部級幹部幾乎全被打倒了。有一次，周總理給我們家打來電話問曾山：“你被打倒了嗎？能出來嗎？”聽說還沒有被打倒，周總理立即讓他到機場迎接外賓。總理曾經說過：“我瞭解曾山，信任曾山。”這一點給了我們很大的安慰。但造反派對曾山的批鬥還是逐步升級，我們的處境也越來越壞了。
1967年9月，造反派用欺騙辦法，把曾山秘密劫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輪番批鬥，並進行肉體折磨，強迫他低頭、彎腰、搞“噴氣式”。我們全家人看不著曾山的影子，到處找不到，很著急，沒辦法就向國務院內務辦公室打電話詢問。後來才知道是被造反派劫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批鬥。
後來聽人說，批鬥會散後，曾山一個人靠在金水橋的欄杆邊，花白的頭髮散亂不堪，手捂著腰，臉色發黃，流著虛汗，疼痛難忍。老頭已經是68歲的老人了，造反派還不放過他。家裡人看見他這個樣子，難過極了。
國務院內務辦的嚴佑民副主任和孫宇亭，很快把造反派折磨曾山的訊息報告給了周總理。周總理瞭解曾山，非常驚訝、氣憤。周總理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口述了一份檔案，要求內務辦以最快的速度發下去。檔案的標題就是“中共中央關於曾山同志問題的指示”，有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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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左”的錯誤（2）
第一，對曾山同志的錯誤，可以批判，但性質應由中央決定。
第二，曾山同志的活動，聽命於中央，造反組織不能干涉。
第三，外來學生不能干涉內務部事務，要立即撤出。
第四，開批判會搞“噴氣式”、大彎腰是錯誤的，是違反中央規定的，今後不準再搞體罰和變相體罰。
中央對曾山的四點指示傳達後，情況稍微好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