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嗅覺和眼光都讓他對技術更加敏感。這個問題他早就考慮過了。如果真跟傳聞說的“一人一力，可抵兩牛”。那誰還養牛啊！直接用代耕架不就行了？
“呵呵，敬璉有所不知。”沈紹棠道：“代耕架一個人用不起來，必須要左右各有一人相幫。所以舍翁所謂‘一人抵兩牛’，實則只算了推動之人，沒把旁邊相幫的人算進去。算進去之後，便是三人可抵兩牛了。”
“人的耐力肯定不能跟牛比。”徐元佐補充道。
沈紹棠一撫掌：“是了，如此說來，大約總要有六七人才能抵得上兩牛所耕耘的畝數。這實在是無牛可用時候的變通之法，故而無法推廣。”
徐元佐點了點頭。
在如今已經進入精耕細作的時代，農夫可以算是技術人才，並非是個人就能耕地墾殖的。無論土地所有權如何變動，是歸於自耕農還是佃農、是官田還是民田，需要的農夫卻是恆定的。因為即便地主佔有了土地，也不可能進行工業、商業開發，勢必是進行農業種植。
大明為何會丟掉安南？為何會放棄海西（黑龍江以東到庫頁島地區）？為何不開發臺灣島？正是因為農民不夠的緣故。如果農民足夠多，多到土地無法承載，西南、東北、東南，都將成為人口洩洪區，漢人自然會在安南、臺灣紮根。
所以相對於節省的那點耕牛成本，人力反而更貴重。一旦牛瘟災害解除，代耕架這種多佔勞動力的工具就被束之高閣了。
“我聽說荊襄苗家多牛，而漢家一樣需要耕牛，卻始終不能與之相比，這是什麼道理？”徐元佐又問道。
沈紹棠想了想，道：“我想大約不離苗家鬥牛之俗。每年決出牛王，用以配種。積年累月下來，家家養牛，牛種又好，所以牛多，好牛也多。至於漢家這邊，本來人也不多，不像是江南這邊連村聚族，多是小門小戶，也養不起太多牛，牛種也不行。”
徐元佐追問道：“如果開牛場，分開培育耕牛、肉牛，有利可圖否？”
沈紹棠面露難色，道：“這事倒是沒有想過。不過要把牛從荊襄運到江南，肯定是虧本的。”
一船牛的獲利肯定小於一船藍靛，更別說鹿茸、麝香等名貴生藥材了。
徐元佐摸了摸下巴，道：“如果在江南養牛，地的成本就太高了。”
江南基本告別的廢地的概念。上好的田地自然可以種植糧食；次一等土地要種植棉麻；以前所謂的廢地要種植桑樹；就連灘塗都用來養鴨了。這些都極大提高了土地價值，如果將地空出來大規模養牛，土地成本高，風險也無從控制。
來一次牛瘟就血本無歸了。
“敬璉為何對這牛如此上心？可是家中要買麼？”沈紹棠已經準備好虧點本錢，為徐元佐運些好牛回來。
徐元佐道：“我需要讓松江的農民幹活更加輕鬆些。”
只有這樣，農民才能從土地上解脫出來，湧入手工業、運輸業、服務業。
徐元佐的松江佈局，最重要的就是金山島開港。而一旦開港，就需要大量的富餘勞動力提供各環節的支援。就如當日他跟康彭祖分析的，從腳伕到船伕，從卸貨的苦力到提供柴米的小販，需要十萬多勞動力。
當年福建的走私產業之所以發達，也是因為福建本就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多地少，自然有足夠的勞動力為走私提供支援。
松江到南匯、金山，都是人少地多，大片的桑園和煙田，即便到了明末都沒有大規模的富餘勞動力。這等於扼住了徐元佐的喉嚨，讓他無法實現坐擁金山的目標，也無法對抗洞庭商幫托拉斯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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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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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一 湖州的絲
徐元佐在蘇州呆了旬日，不知道有多少人期盼他早點離去。
官方和商賈，商賈和商賈，原本清晰可見的關係，被攪合得一團糟。願意繳稅派，願意有條件繳稅派，死活不願意繳稅派，成了爭論的三大陣營。然而在繳稅之外，他們的表述又會有些矛盾——到底有不少社會鐵則是不容褻瀆的。
在徐元佐離開吳縣的時候，《曲苑雜譚》的訪者也聞聲來了蘇州，開始對這些人物進行訪問，雖然“保持客觀”超然的立場，但還是會曝出某些人的自相矛盾，引得松江讀者捧腹。
徐元佐是在湖州的時候看到《曲苑雜譚》新一期的。他的社論思想已經被吳承恩發揚，越來越多的評論員文章出現在了靠前的版面上。吳承恩這位大明報業掌舵人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