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怎樣去做，不該做什麼。這被稱之為角色期待。一個人的態度、行為如果偏離了角色期望，就可能引起周圍人的異議或反對。雖然角色期待是角色行為的指南，但二者並不等同，角色扮演者在瞭解角色期待之後經過自己的加工而表現出角色行為，角色行為與角色期待的相符程度取決於角色扮演者對角色期待的理解和把握。角色期待明確具體，其清晰度就高。角色的清晰度高，角色扮演者有章可循，角色行為與角色期待就比較容易相符。比如說有兒戶是一種清晰度很高的角色，因而絕大部分鄉村的有兒戶在有了兒子之後都會表現出適當的角色行為，如勤勤懇懇、省吃儉用給兒子攢錢蓋房子、娶媳婦。
在上面的這個故事當中，李大叔身上的某些特質就是這樣被標記出來，迎合並反映著鄉村社會大眾關於“無兒戶家庭”固有的刻板印象：貧窮的、懶惰的、不思進取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等等。換句話說，這個過程中，李大叔的“絕戶”身份或者形象的建構、確立和維持，同樣也都需要鄉村有兒戶家庭的存在。在這個故事中，社會大眾透過主動建構和貶斥李大叔是 “絕戶頭”，強化自己作為負責任、有生活壓力者的健康形象。結果，李大叔在這個分類過程中被身份建構的話語典型地製作成為貧窮的、懶惰的、不思進取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絕戶頭”形象。正好相反，農村生育兒子的家庭則被表現為勤勞的、富裕的、有責任心的形象。
由此，李大叔悄然地被貼上了問題人物的標籤，被看成是鄉村社會中的異己分子。有兒戶家庭的優越感導致了該群體成員對自己群體以外的事物、形象的歪曲和醜化，並使歧視行為趨於合理合法化。而被歧視的無兒戶家庭則因身份、文化等方面的特徵而被所在的社會另眼相看，常常不能與有兒戶家庭一樣，享有平等的權利和聲望，在人權和心理方面也遭受了顯而易見的打擊。這正如有研究者所說的那樣：在鄉村社會當中，對無兒戶的固化觀念往往是透過社會化過程和日常的強化活動習得的。一旦無兒戶的貧窮的、懶惰的、不思進取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定型固化的觀念被反覆灌輸，它就會由於其本身的極端可恥性而成為一種主要地位，來自他人的一致的社會排斥性反應，阻礙了他回到正常社會角色的企圖。
三、故事的文化人類學解讀
現代建構論認為身份是由社會所建構的。對人或群體來說，特性的確定性和統一狀態不是一種固有的本質，而是其在社會環境中不斷與他身外的或者未曾預料到的經驗相遇，並把某些經驗選擇為屬於自身的東西，因此，身份是一種建構過程，是在演變中持續，在持續中演變的過程。用身份理論來解釋農民的生育問題，尤其是農村無兒戶的身份建構大有裨益。在這個故事當中，人們在對農村無兒戶或者純女戶的日常交往中，生產出了李大叔的“絕戶頭”身份。由此，可以看出農村無兒戶的身份建構過程就是一個被賦予合法性的結構化分類過程，其表現為一種話語霸權式的對農村無兒戶家庭形象的貶損，即用一個無兒戶通常具有的符號或標記，使帶有標記的人成為“不正常”的人，並且從某種程度上不能構成完全意義上的人，成為比“正常的人”的身份、聲譽、權利和地位要低的那種人。
不過，這個身份的創造也是農村生育兒子的人們發現自我身份的過程。結合上面的故事，我們認為：鄉村無兒戶家庭的“絕戶”身份的產生並不是人們過去理解的那樣，僅僅是由有兒子的家庭或者個人把自己的觀念強制地灌輸給沒有兒子的家庭和個人的。恰恰相反，在身份的形成過程中，需要依賴農村無兒戶或者純女戶的某種自願認同，依賴某種一致的輿論和意見的形成，而這是一個以“同意”和“認可”為標誌的過程，絕不是一種由前者自上而下強加給後者的過程。只有農村無兒戶或者純女戶將對他們的身份建構結果自然化了，賦予它以常識的形式，“絕戶”身份才能最終得以產生，身份建構才能最終得以完成。換一句話說，在這個身份生產的過程當中，李大叔在自我認同的心理作用下成為對自己“絕戶”身份建構的幫兇。
此外，認同不僅僅是簡單的個人心理過程，它反映了個人與社會、個體與集體的關係；身份建構是一個過程，是不斷變化而非一成不變的。認同產生於同他者的關係之中，不同的關係產生不同的認同。在這個故事當中，無論是李大叔還是其家人都沒有對那些施加在他們身上的“絕戶頭”的蔑稱表示反對，相反，所有人都並不領會那是一種身份建構，反而認可了這種刻板印象，並把其造成的身份內在化了。進而常會使帶有負面屬性的個體或群體遠離或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