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盤問一番。”
“快說，到底咋回事兒。”黃楠清離開椅靠，頭朝前拱。
“一個月前，支行換個新行長，”常銘說，“把申新華從會計科長調到儲蓄所當主任。那天他當班，中午時間，所裡就他和一個剛參加工作的復員兵臨櫃，他利用這個時間，給庫裡打電話，說是有儲戶要大額提現，讓庫裡送來了17萬現金。申新華把17萬裝進一個旅行拉提兩用箱，對那位復員兵說，你當好班，我把款給儲戶送去，馬上就回來。就這樣一個星期不見蹤影。”
“為區區17萬去逃，值得不？這也太離譜了吧，舍妻離子的。”
“事情不是咱倆想得這麼簡單，”常銘說，“市行先把這事壓了兩天，當天晚上就把申新華的父親叫去了，他父親聽後願意把17萬拿出，只要不追究責任就行。可是到了第二天下午他就反悔了，讓市行隨便處理，權當沒有這個兒子。”
“那是，做父親的心是盡到了，”黃楠清點了一下頭說，“可兩天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再往後恐怕……”
“這事誰敢再瞞下去，”常銘說，“市行就向公安局報案了。支行協助公安局把申新華當會計科長四年來的帳目詳細核查，有30多萬現金和20萬國庫券對不上賬。”
“照你說的，算下來賬上50多萬，”黃楠清算計著說，“攜現款17萬，總共六七十萬吧。不過，也不太多啊，聽說咱市工商行一個傢伙，四月份那時一下弄走二百來萬呢。”
“唉！那天中午還不到十二點，”常銘說，“申新華給我打個電話，聊了一些閒話，還說了一句：你多珍重身體吧。放下電話我有點納悶，這話沒頭沒尾的，不該有的客氣，現在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