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一人，我推門進去。橘黃色的檯燈，琳柔柔的身影，窗臺上站立著一樹花，又濃郁又溫馨。我坐下，照例是一陣親切暢快的交流，青春，生命，寫意而放鬆；鬼使神差，我嚴肅起來，我想我當時的表情一定嚇著琳了，琳惶惑地瞪大眼睛，盯著我，探詢的眼光，如水。魔鬼的皮鞭驅趕我怯懦的舌尖，吐出了那一句：“愛我好嗎……”琳驚呆了。她無言地開啟收錄機，《藍色的多瑙河》如鹽粒灑進我的耳我的傷口，一個低緩沉重的男聲響起……
那是一個男孩堅貞、痴情的訴說，那是一個男孩自殺前的錄音，一個悲愴的愛情故事。男孩愛上了琳，琳直至男孩去了才知曉那份珍貴……
琳流著淚：“原諒我，我現在還不能走出他的聲音。”
畢業。琳去了南方。
琳的畢業紀念冊，我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寫的，我不知道是什麼感覺，我只知道當時捉筆的手又酸澀，又無奈。
“琳，若此生你能有幸愛上一個人，首先告訴自己是‘愛’本身嗎？是不計名利真真實實完完全全兩顆心的碰撞嗎？若是，請珍重這一份感覺，它是最可寶貴的了，紅塵中走一遭，冥冥中安排的故事是最精彩絕倫的經典！”
畢業。我回了家鄉。
五年後，琳寄回一封信和一張夏日照。
琳說：“南方的陽光，真好！不想來看看嗎，華星？”
陽光下，照片中的琳長髮芊芊，風情無限。
塵封50年的慘烈故事（1）
丁曉平/文
1942年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在歐亞大陸熊熊燃燒。3月8日，日本攻佔緬甸首都仰光，切斷了中國當時最重要的國際運輸線——滇緬公路，威逼印度和中國的大西南。為了保證滇緬公路的暢通，“禦敵於國門之外”，中國軍隊於1942年3月成立了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司令部，由杜聿明以副代正，率領第5軍、第6軍、第66軍，共計10萬人馬，赴緬與英美攜手抗日。
中國遠征軍千里揚戈，浴血奮戰，但因盟軍配合不力，顧此失彼，戰鬥失利，遠征軍在戰場上形成了大敗退的慘局，主力從5月1日開始撤退。可日軍切斷了中國遠征軍歸國通道，各處路口被死死封鎖，欲置遠征軍於死地，情勢萬分危急！
遠征軍只剩下一條路可走——脫離胡康河谷，翻越野人山區，從沒有路的地方踏出一條路，繞道回國。杜聿明清楚地知道這是一條冒全軍覆滅之險的道路。走投無路的杜聿明別無選擇。他含淚率軍向原始森林野人山開去。然而，誰也沒有想到，中國遠征軍從此踏上了一條震驚中外的死亡之路，走進了一個可怕的地獄。由於叢林疾病，缺醫少食，蟲蚋肆虐，瘴氣瀰漫，在這綠色魔窟中，10萬將士歷經艱難，殊死搏鬥。短短的100多公里的叢林之路，竟變成了殘酷吞噬成千上萬遠征將士生命的死亡之路，寫下了世界軍事史上最為悲慘的一頁。
在這場驚天地泣鬼神的緬甸中日大廝殺中，卻發生了一件至今鮮為人知的奇蹟：一位年輕的女兵掉隊後，在險象環生，災難四伏的野人山中掙扎半年之久，九死一生，終於脫離了死亡之海。她就是中國遠征軍第5軍新編第22師野戰醫院的護士劉桂英，她是唯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
如今，50餘年過去了，作為這場大悲劇的見證人，劉桂英老人仍默默無聞地生活在我的故鄉皖西南的一個小鎮——懷寧石牌鎮。老人家已近耄耋之年，滿頭銀髮，但精神矍鑠，慈祥和藹。見到我一身戎裝，甚為欣喜。她說，解放這麼多年來我是第一位去看望她的軍人。
1920年，劉桂英出生在長沙郊區，1937年，18歲的劉桂英在貧女院學習6年畢業，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長沙湘雅醫院護士助理班，成為一名護士。可生不逢時，1937年7月7日爆發了“盧溝橋事變”，為了抗日，1938年11月12日，一場由蔣介石策劃的火燒長沙的災難又降臨，大火燒了三天三夜，千年歷史文化名城毀於一旦，3000多人葬身火海，劉桂英和許許多多的老百姓一樣踏上了逃亡的征程。流落衡陽後，一個偶然的機會，她成了一名護士兵，在79後方醫院工作半年後，劉桂英和幾個有志熱血青年一起，辭去了工作，不遠千里奔向湘桂邊境的東安縣，找到了國民革命軍新22師野戰醫院，成了一名真正的野戰抗日護士兵。從此，她在護士長何珊的帶領下，和王蘋、陳笑風、孫月霞等五個女兵風雨同舟，親如姐妹，在後來的翻越野人山中，她們在落伍後結伴同行，共同譜寫了一曲同生死共患難的悲壯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