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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剛剛被女記者彈劾下課的李曉光時，本想來一次寬慰性質的握手，但發現他穿了一件大紅色體恤，臉上掛著外面帶來的陽光，就想起他仍是技術部主任，一個保留了正處級待遇的人還犯不上有滄桑感。近來對於曉光的說法很多，有“化險為夷”式的，有“平穩過關”式的，有一點很肯定，閻世鐸要求他協助朱和元熟悉工作直到今年6月，也就是小組賽打完。米盧很偉大，女記者更偉大。
然後就聽到一陣領導者通常具備的爽朗笑聲，高大的閻世鐸陪著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走過來，那人，一臉的精明幹練。閻世鐸像以往一樣對記者露出開明的笑容，眼神裡卻透著警惕。中年人級雖顯然高過閻世鐸，因為他總走在前面，閻世鐸則在側後方以最適宜的距離頻頻引見介紹，人們當然要露出可愛的笑容與中年人握手，我們聽到：“段局長好”。
中年人就是段世傑副局長，傳說中將代替聶偉民擔任中國足協主席的人物。這不僅是“搬家”的一天，也是“輪崗”的一天，重要的一天來了重要的人物。
我的大腦還來不及把“段局長”與其它某些重要事件劃上等號，就必須走開了。一方面是因為想起閻主席曾嚴厲批評新聞辦讓記者在走廊亂竄，另一方面是因為米盧要來見新任“國家隊辦公室”主任朱和元，重新商定國家隊大名單，包括招不招進與米盧樑子很深的孫繼海。
朱和元屋裡堆滿待搬的東西，很凌亂，但他本人仍然是滿頭頭髮一絲不苟，仍然是很節制的說話方式，這兩點，正是極重言談儀表的閻世鐸欣賞的，朱和元當年在“健力寶危機”時單槍匹馬前往巴西，快刀斬亂麻之勢擺平了複雜局面，後來一個人撐起舉步維艱的女足超級聯賽，以閻的用人方式，他不大可能不成為“紅人”。朱和元與記者抽菸閒聊，說：“新聞要平和，要合作，要幫忙”……李曉光也經常這麼說，但新聞和足協卻越來越劍拔弩張。
突然米盧嘻嘻哈哈地走上來，他穿了件新買的花毛衣，蹦蹦跳跳地繞開滿走廊的雜物，像那個突然闖進“閉關重地”搗亂的周伯通，弄弄這個，搞搞那個，急得郎效農大叫：“那疊紙別碰，小心燙手”。
足協搬家記（2）
楊一民極仔細地抹淨新辦公桌每一絲塵埃，朱和元極認真地談著他的新話題，馮劍明又開始整理東西，張健強踱來踱去，三樓從搬家開始便有糊味，有人在用電熱杯燒牛奶引發短路，“誰又在用電熱杯哪，沒公德心”，尉少輝大叫。
當郎效農確信米盧不大可能把他的寶貝檔案弄亂後，才和王有民一起去了香河基地，他的“家”還沒有搬完，就必須去看王俊生留下的那筆“遺產”是否合格——香河國家隊基地雖然超標很多，但已經竣工了。他走出足協大門的時候，足協門口那著名的兩棵樹上有隻怪鳥展翅而飛，“靠！什麼時候了，還有烏鴉！中國足協要搬家，就應該告把門前這樣樹搬走，這麼多年，球全是給這群衰鳥給黴的！”某人說完，啐了一口唾沫……
春天 高峰結束（1）
對於高峰而言，春天還沒好好開始，就已經結束，浪子之路走到了盡頭。正月初八下午，彈掉手中最後一截煙燼，他疲倦得一擊即倒：“不玩了，不好玩了。”
在“麗斯花園”那幢漂亮得讓人產生迷茫的房子裡，我把一個認真的問題擺在那英與高峰面前：在不踢球日子裡，高峰怎樣面對餘下的生活。這個問題靜電一樣觸擊著高峰，他說：“還沒方向，真沒方向。”曾經在“工體”南門開過一家涮肉館，很快就關門了，仗義疏財的他不適合做天下任何一門生意；曾經也有當教練的念頭閃過，但生性不羈的浪子只能為人友，不能為人師。我說：“你還可以去電視臺評球。”但高峰自己否決了這個建議：“我只會踢球，不會說話。”
高峰這輩子生來就是踢足球的，除了足球他不會幹別的，所以，當金志揚聽說高峰徹底歇了的時候，在電話那頭捶胸頓足：“怎麼真的就不幹了呢？高峰沒了，中國哪兒去找第二個高峰呢？”
生活之與昨天就是天翻地覆，高峰的不同是買了平生第一個鬧鐘，“以前是睡到昏天黑地，反正有教練，現在我需要一個鬧鐘叫醒我，有些事情不能耽誤了。”一個鬧鐘提醒著高峰，用時針和分針啼啼噠噠提醒著這個浪子黑白顛倒的生物鐘，所以在門外給“浪子”打通電話時，得到一個驚訝的發現：正午時分的他居然已經起床。站在貼滿春聯的門口，他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