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功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就是怕你的格局不夠大。”意思是說我眼界太狹窄，有點鑽牛角尖的味道。趙先生覺得我們從“文革”中插過隊的這一代人不管搞什麼專業，對於社會還是比較敏感的，因為我們的經歷跟社會變遷一直緊密聯絡在一起。當時我跟趙先生所學的專業——農民戰爭史、土地制度史，本身也跟社會緊密關聯。歷史很容易引起現實的聯想，再加上我本人又在農村呆過九年，所以我覺得自己能夠比純粹搞歷史的人更瞭解歷史，因為我對現實的一些理解有利於我去理解歷史上的一些現象。那個時候，我只是搞專業，沒有寫過任何關於現實的文章，雖然一直保持著這種關注。只不過當時我們覺得不需要我們去寫什麼文章，當時我們對於中國的未來非常樂觀，我和我身邊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這樣認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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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畢業之後，我到了陝師大去工作，1988年就評上了副教授，在我們學校算是最年輕的副教授之一。如果一直就這樣，我的人生也許就是另外一回事。
後來，我來到了北京中農信工作。中農信是個很龐大的公司，但是當時中國的大公司都有一個問題，就是都會受到政治鬥爭格局的影響。我到了中農信的時候，公司已經到了垮臺的邊緣，朱鎔基已經打算拿它來開刀了。中農信的領導換了幾屆，一直都和上層的各種矛盾有各種牽連。 1994年，朱鎔基要整頓非銀行金融機構，當時中國所有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都有問題。我到中農信的時候，就感到氣氛不太對，在當時的情況下，中農信的領導也沒有心思去管這些問題。我在那裡呆了不到一年，我離開之後不到三四個月，中農信就被取消了。這時候，我已經在清華教書了。在中農信那一段時間，我搞得完全是現實的農民問題，也做了一些調查。到了清華之後，先是在文學院教一些課，同時也負責清華學生的社會實踐工作。這樣，在1995年到1997年兩年的時間裡，透過學生搞社會實踐，我也做了一些調查。我們曾經透過清華團委，把學生家長的通訊地址都調出來，然後跟兩千多名學生家長建立了聯絡，到了暑假的時候，我們就設計一些問題讓學生帶回去，讓家長填。當然，因為沒有經過專門訓練，有效問卷也不是很多，不過還是可以得到一些材料。清華歷來有一個傳統，就是非常重視非學術的名譽，所以清華的特長生歷來都招得很多。當時中國也在搞六單位的學生社會實踐比賽，清華領導也很在乎拿名次。既然是比賽，當然就得有專案。我負責組織了幾次，也都在比賽中拿了名次，有一次是第一，有一次是和別的學校並列第二。參加比賽的調查就不只是發出問卷那麼簡單了，而是要經過一些培訓，讓學生們入村調查。在這一段時間裡，我也收集了很多關於農村的實證材料。
秦暉：與黑暗擦肩而過（5）
2000年，社會上有一種“小反右”的氣氛，北大的錢理群、劉軍寧都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清華就把我列了進去。校方未經我的同意，把我的聘任合同取消了，三年的聘任合同砍了一年，這樣合同到2000年7月就到期了。這個動作是在三月底做出來的，我想大概他們是覺得上面要搞“小反右”了，就想把我的飯碗砸掉，但是又想找個藉口，開除畢竟太明目張膽了。不過到了七月份，事情好像有了變化，那些喜歡“揣摩上意”的人們大概是會錯意了，上面並沒有打算搞一場什麼“小反右”的運動。所以從2000年到現在，我和清華一直沒有續聘，雖然我一直在清華上課，也領他們的工資，不過我已經不算是清華的人了。去年我從美國回來之後，學校領導也換了一屆，校方找到我，要和我籤一個聘任合同。我問他們：“籤聘任合同應該從哪一年算起啊？從2000年算起？那從2000年到現在算什麼？你們要給我一個說法。”所以我也一直沒有去籤那個合同。我需要一個明確的說法。
雖然當時那些“揣摩上意”的人們沒有把我的飯碗端掉，但是從2000年10月開始，就把我的崗位津貼扣掉了百分之六十，我成了當時清華崗位津貼最少的教授，我去問，也沒有給出個合理的理由。2003年，我去哈佛之前，沒有任何理由，我的崗位津貼又給恢復了。我又去追問：“你們扣除津貼沒有理由，現在恢復也沒有理由，那麼你們扣除的那兩年津貼應該賠我吧？”不過一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也沒有解決。
側記：
如果按照學術界流行的“左、中、右”分類方法，秦暉是個不好界定的人，因為他既不左，也不右，也不搞折衷主義，對於“左、右”他都曾經做出過批評。這也比較符合他的一貫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