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作的研究機構被認為就是哈德迅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該機構的創始人赫曼。凱恩（Herman Kahn）也是外交協會成員。
對於這次洩密事件，約翰迅的國家安全特別助理羅斯托（Rostow）立刻站出來進行緊急“消毒”，他指出該報告純屬子虛烏有。同樣是外交協會成員亨利。魯斯（Henry Luce）控制下的《時代》也說該報告是“巧妙的謊言”。該報告究竟是真是假，美國社會到今天仍然爭論不休。
不過，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６日，《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曾經在《書評》欄目中介紹過這本書。介紹該書的就是哈佛大學著名教授加布雷斯（John Kenneth Gabraith），他也是外交協會成員，在文章中他指出他有第一手的資訊證明該報告是真實的，因為他本人就在被邀請之列。後來儘管他沒能參加這個專案的工作，但該專案一直在向他諮詢各種問題，他也被告知要對外保密。“我願意將我個人的名譽擔保這個檔案（‘鐵山報告’）的真實性，我也願意證實它的結論的有效性。我有所保留的只是將它公佈給沒有準備的公眾是否明智。”［８。９］後來加布雷斯曾在其他媒體上兩次重申該報告的真實性。
那麼，該報告究竟有什麼驚人的結論，讓“精英們”如此緊張呢？
原來，該報告詳實地透露了“世界精英們”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規劃。報告的基本宗旨就是，不討論對與錯的問題，也不考慮自由與人權之類的空洞概念，一切諸如意識形態、愛國主義和宗教立場都不佔有任何位置，這是一份“純粹客觀”的報告。
報告開宗明義地指出：
“持續的和平，儘管從理論上說並非不可能，但是卻不具有可持續性。即便（和平的目標）是可以達到的，它也肯定不是一個穩定社會的最佳選擇。。。戰爭是我們社會穩定的一種特殊功能。除非其他替代方式能夠被髮展出來，否則戰爭系統應該被保持和強化。”［８。１０］
報告認為，只有在戰爭時期，或者是在戰爭的威脅之下，人民最有可能服從政府而沒有怨言。對敵人的仇恨和被征服與劫掠的恐懼，使人民更能夠承受過重的稅負和犧牲，戰爭又是人民強烈情緒的催化劑，在愛國、忠誠和勝利的精神狀態下，人民可以無條件地服從，任何反對意見都會被認為是背叛行為。相反，在和平情況下，人民會本能地反對高稅收政策，討厭政府過多幹預私人生活。
“戰爭系統不僅是一個國家作為獨立政治系統存在的必要因素，對於政治穩定也是必不可少的。沒有戰爭，政府統治人民的‘合法性’就會出現問題。戰爭的可能性提供了一個政府能夠擁有權力的基礎。歷史上不勝列舉的例子表明，失去戰爭威脅可信性的政權，最終導致了權力瓦解，這種破壞作用來源於個人利益膨脹、對社會不公的怨恨，和其它解體因素。戰爭的可能成為保持社會組織結構的政治穩定因素。它保持了社會階層分明，保證了人民對政府的服從。”［1］
但是該報告認為，傳統的戰爭方式也有其歷史的侷限性，在這種狀態之下，世界政府的大業將難以實現，特別是在核戰爭時代，戰爭爆發變成了一種難以預測和風險極大的問題。考慮到該研究正是在古巴導彈危機之後不久開始進行的，當時和蘇聯核大戰的陰影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者們的心態。
問題是，如果一旦世界出現了“永久和平”，美國社會的出路何在呢？這正是這個秘密研究小組要追尋的答案。
換句話說，他們需要為美國找到一個能夠替代“戰爭”的新方案。經過謹慎的研究，專家們提出，替代戰爭的新方案必須同時具備３個條件：（１）在經濟上，必須是“浪費”的，最少需要消耗每年GDP 的１０％；（２）必須是一種和戰爭危險類似的、大規模的、可信的重大威脅；（３）必須提供人民強迫性服務於政府的合乎邏輯的理由。
要同時滿足這三大條件，也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專家們先是想到“向貧困宣戰“。貧困問題雖然足夠龐大，但是不具備足夠的恐懼感，所以很快被放棄了。另一個選擇是外星人入侵，雖然足夠恐怖，但在６０年代還缺乏可信度，於是又被放棄了。最後大家想到了“環境汙染”，它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事實，具備可信度，在對環境汙染的宣傳上下下功夫，足以達到核戰爭之後世界末日的恐怖程度；不斷地汙染環境的確是在經濟上非常“浪費”的；人民忍受高稅收和降低生活質量，接受政府幹預私人生活，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