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索羅斯
當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將國際放貸者的地位讓與美國時，同時失去的是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地位。國際銀行家對這一事件當然記憶猶新，東亞國家的經濟在二戰以後的迅速崛起，給倫敦華爾街的銀行家們敲響了警鐘，一切可能阻撓和破壞由他們主導的世界政府和世界統一貨幣的任何潛在競爭對手，都必須嚴加防範。
日本作為亞洲最先起飛的經濟體，無論是經濟增長的質量、工業產品出口競爭力、還是財富積累的速度和規模，都迅速達到讓國際銀行家驚恐的程度。用克林頓時代的美國財政部長薩莫斯（Lawrence Summers）的話說，“一個以日本為頂峰的亞洲經濟區造成了大多數美國人的恐懼，他們認為日本對美國所構成的威脅甚至超過了蘇聯”。
日本戰後以模仿西方產品設計起家，然後迅速降低生產成本，最後反過來佔領歐美市場。日本在60 年代已經開始在汽車工業中大規模使用工業機器人，將人工失誤率降到幾乎為零。70 年代的石油危機使得美國生產的8 缸耗油轎車很快就被日本物美價廉的省油車打得落花流水。美國在低技術含量的汽車工業中，已經逐漸喪失了抵抗日本車進攻的能力。進入80 年代以來，日本的電子工業突飛猛進，索尼、日立、東芝等一大批電子企業從模仿到創新，三下五除二就掌握了除中央處理器之外的幾乎所有積體電路和計算機晶片的製造技術，在工業機器人和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之下，重創了美國電子和計算機硬體行業，日本甚至達到了美國製造的導彈必須使用日本晶片的程度。一度美國幾乎人人相信，東芝、日立收購美國的IBM和英特爾只是時間問題，而美國的產業工人則擔心日本的機器人會最終搶走自己的飯碗。
美英在80 年代初實施的高利率政策固然挽救了美元的信心，同時痛宰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眾多發展中國家一把，但高利率也嚴重殺傷了美國的工業實力，造成了日本產品80 年代大舉進佔美國市場的局面。
當日本舉國沉浸在一片“日本可以說不”的欣快感高潮之時，一場對日本金融的絞殺戰已在國際銀行家的部署之中了。
1985 年9 月，國際銀行家終於開始出手了。由美英日德法5 國財長在紐約廣場賓館（Plaza Hotel）簽署了“廣場協議”，目的是讓美元對其它主要貨幣“有控制”地貶值，日本銀行在美國財長貝克的高壓之下，被迫同意升值。在“廣場協議”簽訂後的幾個月之內，日元對美元就由250 日元比1 美元，升值到149 日元兌換1 美元。
1987 年10 月，紐約股市崩盤。美國財政部長貝克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壓力，讓日本銀行繼續下調利率，使得美國股市看起來比日本股市更有吸引力一些，以吸引東京市場的資金流向美國。貝克威脅說如果民主黨上臺將在美日貿易赤字問題上嚴厲對付日本，然後貝克又拿出胡羅卜，保證共和黨繼續執政，老布什定會大大地促進美日親善，中曾根低頭了，很快日元利率跌到僅有，日本銀行系統開始出現流動性（Liquidity）氾濫，大量廉價資本湧向股市和房地產，東京的股票年成長率高達40％，房地產甚至超過90％，一個巨大的金融泡沫開始成型。
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貨幣兌換髮生的這種劇烈變化，將日本的出口生產商打得五臟六腑大出血，為了彌補由於日元升值所導致的出口下降的虧空，企業紛紛從銀行低息借貸炒股票，日本銀行的隔夜拆借市場迅速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心。到1988 年，世界前10 名規模最大的銀行被日本包攬。此時，東京股票市場已經在3 年之內漲了300％，房地產更達到令人瞠目的程度，東京一個地區的房地產總盤子以美元計算，超過了當時美國全國的房地產總值。日本的金融系統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本來，如果沒有外部極具破壞性地震盪，日本也許可能以和緩的緊縮逐漸實現軟著陸，但是日本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是一場國際銀行家不宣而戰的金融絞殺行動。
鑑於日本金融實力的強大，如果在傳統的常規金融戰場上取勝並無必勝的把握，要對日本金融系統進行致命的一擊，就必須動用美國剛研製出來的金融核彈：股票指數期貨（Stock Index Futures）。
1982 年，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最早“研製”成功股票指數期貨這一威力空前的金融武器。它本是用來搶奪紐約證券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