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延安方面所控制的地盤基本聽不到這些訊息，就連一般的黨內幹部也是不得而知，甚至可以將訊息靈通與否作為一個人黨內地位的判斷依據：一點都不知道，大部分基層黨員和幹部屬於此類，知道一點訊息，但不知道全域性和規模，屬於中層幹部，知道中蘇兩黨的部隊交戰，而且還知道規模很大的，屬於高階幹部（比如像劉雲這種職位），知道任弼時是被派遣出去談判的，起碼要有中央委員（包括候補委員）的身分，而知道任弼時其實不是病死而是讓蘇聯炮火擊中要害身亡的，那隻限於政治局一級了。
但是，訊息再重要，內容再敏感，人死了卻不可能封鎖訊息，封鎖時間越長所造成的被動就越大，書記處經過反覆討論，認為還是要儘快給黨內一個交待，否則不足以安定民心、軍心。也因為如此，藉著戰勝蔣介石所發起的各地###戰役的勝利，中共中央公佈了任弼時去世的訊息，延安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悼詞出自毛澤東之手，高度評價了弼時同志的革命貢獻，深刻緬懷弼時同志的點點滴滴，號召全黨繼承弼時同志的遺志，為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而努力奮鬥！
“主席，弼時同志下葬已經10天了，從各方面的反應情況來看，聲勢已經漸漸地小了下去，對於中央的壓力也小了，因此，我認為時機已經差不多已經成熟了。”說話的是劉少奇，他所謂的聲勢，其實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黨內“共產國際”派對於中央的壓力，對於哈爾濱戰事的不滿，對於中蘇兩個“共產主義”者之間的衝突不滿，按照他們的理解，既然蘇聯老大哥要這個地方，那就交給人家，反正過兩天紅軍撤回去後地方還是會還給中共的，中國革命正進行到關鍵時刻，不能因此破壞中蘇兩黨間的關係，更不能因此給廣大黨員造成思想混亂，以王明等人的表現最為突出；二是黨內“本土”派對於中央的壓力，他們同樣對於哈爾濱戰事不滿，特別像彭德懷這樣執掌軍權的人看來，蘇聯的行為再一次地表現了他們的蠻橫，表現了他們的沙文主義，中國革命歷史上吃“瞎指揮”、“亂指揮”的苦，吃共產國際的虧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中共中央如果沒有一個明確的態度，沒有一種旗幟鮮明的民族立場，是註定要付出代價的，其結果只能是帶來廣大人民對於共產主義的疑惑，造成普通黨員對於中央的誤解，既然要實事求是，那就不要藏著蓋著……
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內領袖，其心情是複雜的，他們在理性上傾向於前者，認為：若是沒有蘇聯的幫助，沒有蘇共的支援，中國革命要走很多彎路，中國革命勝利的時刻也會推遲很久，即使革命成功了，如果沒有蘇聯的幫助，要想建立起現代化的工業體系，建立起穩固的國家政權也是困難重重；在同時，他們在感情上又是傾向於後者的，蘇聯這一手鬧得太不像話了嘛，你要哈爾濱並不是什麼大事，但是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赤裸裸的推行大國沙文主義，卻不是毛澤東這類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感情的人接受的了的，如果事情換個方式，中蘇兩黨直接談判，蘇聯在其他方面做出一些讓步或者明確表態支援中共，中央是準備在哈爾濱問題上讓步的，區域性利益要服從整體利益嘛！但是斯大林倒好，不僅拒絕談判而且還要出動大批紅軍攻打，毛澤東在憤怒之餘，寫下了“親痛仇快”幾個大字以作為告誡。
正是在這種複雜思想的指導下，中央才對哈爾濱問題含含糊糊、左右搖擺，等到最後下定決心命令撤出的時候，毛澤東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哈爾濱重要，但是堅守哈爾濱的部隊更重要，共產主義的“團結”似乎也更重要。而劉雲的“抗旨不遵”，正是摸到了黨內大佬的底牌，把握住了複雜性，以毛澤東的精明，他怎麼會看不出劉雲是故意在這麼幹？但是他也不生氣，在某種意義上默許甚至還縱容這麼幹，說到底還是樸素的民族感情在主導，這才是雄才大略的中國領袖――真實歷史上因為拒絕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一直為外人津津樂道，其實殊不知他在延安時期已經就這樣了，這一點從王明問題上就可以看出端倪。
王明在七大上作了自我批評，會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師哲一起走回棗園，路上毛澤東問道：“你認為王明的檢討怎麼樣？”
“不深刻。”師哲回答得很乾脆。
“你說得對。不過他的核心問題是對自己的事（中國問題）想得太少，替別人想得太多了。”師哲聽了，哪有不心領神會的道理？這話與其是說給他師哲聽的，倒不如說給黨內“某些”人士聽的。
抗戰時期，斯大林要求中共戰時一切服從國民黨，戰後繼續與國民黨合作，共同建國，忽視中國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