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展尤其是商品經濟展的結果，則不能令人信服。最明顯是事實是商稅在全國稅收中並非大頭，而農業兩稅則一直佔據著重要地位，以熙寧十年而論，兩稅為五千七百萬貫兩等貫是錢，石是糧食，匹是布帛，兩是銀，按照折演算法合錢為二千多萬貫，而商稅則在宋初只有四五百萬貫，北宋中期以後保持在一千萬上下，最高時也僅僅接近兩千萬貫。專賣是兩宋最主要的創收工具，尤其是生活必需品食鹽的專賣，北宋末年竟達到四千萬貫，接近唐末兩稅制下稅收總額的兩倍，鹽之外茶葉和酒的專賣同樣獲利甚豐，都在一千萬上下。專賣之外另一個創收工具是名目繁多的雜稅，約有一二千萬貫。
至於關於土地兼併以及認為宋朝正如英國圈地運動後一樣正走向資本主義的說法，更加誇張其詞，當時被兼併失去土地的農民並沒有大量轉入城市成為工商業，而是成為了地主的佃農，即所謂“客戶”，他們並非農業的“剩餘勞動”，而依然是農村的重要生產，兼併只是土地所有權的變化。千分之二三的人佔據著全國一半以上的耕地，全國約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口在他的土地上耕種和接受高額盤剝，這是宋朝農村的真實景象。
宋朝稅賦的繁重眾多史家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