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擔任生物學科方面的翻譯。此外，他還兼任著幾點鐘的生理衛生的教課。
翻譯的職務是勞苦而且難以表現自己的，除了用文字語言傳達他人的意思以外，並無任何可以顯出才能的地方。周先生在學校裡，卻很受學生尊敬，他所譯的講義，就很被人稱讚。
周先生教生理衛生，曾有一次，答應了學生的要求，加講生殖系統。這事在今日學校裡似乎也成問題，何況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時代。全校師生們都為之驚訝，他卻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對學生們提出一個條件，就是在他講的時候，不許笑。他曾向我們說：“在這些時候，不許笑是個重要條件。因為講的人的態度是嚴肅的，如果有人笑，嚴肅的空氣就破壞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見。據說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別班的學生，因為沒有聽到，紛紛向他來討油印講義看，他指著剩餘的油印講義對他們說：“恐防你們看不懂的，要末，就拿去。”原來他的講義寫得很簡，而且還故意用著許多古語，用“也”字表示女陰，用“了”字表示男陰，用“”字表示精子，諸如此類，在無文字學素養未曾親聽過講的人看來，好比一部天書了。這是當時一段珍聞。
周先生那時雖尚年青，丰采和晚年所見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講究的，一件廉價的羽紗——當年叫洋官紗——長衫，從端午前就著起，一直要著到重陽。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見他著洋官紗，這洋官紗在我記憶裡很深。
周先生每夜看書，是同事中最會熬夜的一個。他那時不做小說，文學書是喜歡讀的。
這樣安靜地過了幾個月，到12月，學校裡忽然起了一個風潮。原任監督（即校長）沈鈞儒被選為浙江省諮議局副議長了，上面派了夏震武來接任監督。這可是一個欺世盜名的官僚。從《光緒朝東華錄》的點滴材料中，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怎樣的妄人了。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丙申（1901年1月18日）條：“諭：現因時事艱難，下詔求言，原期廣益集思，有裨大局。近日工部主事夏震武，條奏多未能按切時事立言，著不準行。”夏震武還奏劾軍機大臣王文韶，“請置重典”，上諭駁斥他說：“何得以傳聞臆度之詞，率請將大臣置之重典，殊屬冒昧。姑念迂儒不達時務，雖其言過甚而心尚懷忠，免其置議。”碰了個硬釘子。上諭還宣佈：不許他再上奏摺了：“本日引見時條奏繁徵博引，雖間有可採，究多窒礙難行，總之書生之見，不免好名，毋庸再行瀆奏。”上諭說他“書生之見，不免好名”，是很中肯的。可是他碰了這個釘子還不夠。那時，奕劻、李鴻章正在北京同各國談判辛丑條約的事，這夏震武竟異想天開，“妄請自充專使”，出使俄國。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壬子（1901年2月3日）上諭：“國家交涉事宜，何等慎重詳籌，豈有以疏遠小臣，自請簡使，即可遽信之理。夏震武……直以國家重大之事視同兒戲。推其心欲自博憂國敢言之譽，貽朝廷以棄賢拒諫之名，實屬狂愚謬妄，自應予以重懲，姑念迂儒無知，從寬嚴行申斥，勿庸前往京師，亦不準再行瀆請。”就是這樣一個“狂愚謬妄”之人。他對自己期許甚高，只屈就了一個學堂的監督，已經是極不得意了。官職雖小，也要拿出做大官的排場來。所以一到職就生出事來了。
這次風潮的情形，當年的同事許壽裳、楊莘耜、張宗祥都寫有回憶。許壽裳的《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
衡山先生被選為諮議局副議長了，繼任者是一位以道學自命的夏震武，我們名之曰“夏木瓜”。到校的一天，他要我陪同謁聖，我拒絕了，說開學時已經拜過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興，我也如此。接著因為他對於住堂的教員們，僅僅差送一張名片，並不親自拜會，教員們大譁，立刻###於會議廳，請他出席，他還要擺臭架子，於是教員們一鬨而散。我因為新舊監督接替未了，即向舊監督辭職，不料教員們也陸續辭職，魯迅便是其中之一。教員計有朱希祖，夏丏尊，章嶔，張宗祥，錢家治，張邦華，馮祖荀，胡浚濟，楊乃康，沈朗齋……，統統搬出了校舍，表示決絕。夏震武來信罵我是“離經叛道，非聖侮法”，簡直是要砍頭的罪名；我便報以“理學欺人，大言誣實”。使得他只好勉強辭職，我們便回校，回校後開了一個“木瓜紀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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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後（2）
楊莘耜的《六十年間師友的回憶》中說：
杭州俗語，凡是遇到木頭木腦不懂事情的人，都名之曰“木瓜”。衡山先生辭職後，提學使雲南人袁嘉穀，派一富陽人，號稱“理學家”和“孝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