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中國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員，還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鄉紹興中學去做學監，卻連洋服也不行了，因為有許多人是認識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裝束，總不失為“裡通外國”的人，於是我所受的無辮之災，以在故鄉為第一。尤其應該小心的是滿洲人的紹興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學校來，總喜歡注視我的短頭髮，和我多說話。
學生們裡面，忽然起了剪辮風潮了，很有許多人要剪辮。我連忙禁止。他們就舉出代表來詰問道：究竟有辮子好呢，還是沒有辮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覆是：沒有辮子好，然而我勸你們不要剪。學生是向來沒有一個說我“裡通外國”的，但從這時起，卻給了我一個“言行不一致”的結語，看不起了。
不過這種“無辮之災”終於要過去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開始。接著各省紛紛響應，不久，浙江省會杭州也宣告光復。魯迅以極其興奮的心情歡迎辛亥革命，積極參加了迎接紹興光復的工作。
11月4日，民軍佔領杭州的訊息傳到紹興，紹興府即宣告光復。當時人心浮動，正如魯迅在《熱風·“來了”》一文中所描寫的，“許多男女，紛紛亂逃：城裡的逃到鄉下，鄉下的逃進城裡”。為了安定人心，魯迅集合學生組成了一支“武裝演說隊”到街頭進行宣傳。當時的學生孫伏園在《魯迅先生二三事》一書中回憶說：
武裝演說隊將要出發的時候，魯迅先生曾有一段簡單的訓話，當時同學中有一位當隊長的請問先生：“萬一有人攔阻便怎樣？”魯迅先生正顏厲色的答覆他說：“你手上的指揮刀作什麼用的？”那時學校用的指揮刀都沒有“出口”，用處雖不在殺人，但當作鞭子用來打人也就夠厲害的，結果遊行一趟直到回校沒有遇著抵抗。這就是通衢張貼“溥儀逃，奕劻被逮”的大新聞，紹興成立軍政府那一天；都督王金髮到紹興還在這以後約五天左右。
範愛農戴著農夫常用的氈帽進城來了，要看看光復的紹興。武裝演說的第二天，魯迅和他的好友範愛農一道，滿懷著興奮和希望的心情上街去，“要去看看光復的紹興”。他敏感地看出：這一次革命的“成功”很值得懷疑。後來他在《範愛農》一文中說：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櫃是軍械司長……
這軍政府也只不過存在了幾天時間。11月10日晚上，王金髮帶兵從杭州來了。第二天宣佈成立紹興軍政分府，他當都督。他原是浙東洪門會黨平陽黨的首領，由陶成章介紹加入光復會。革命成功了，這些革命黨人就成了新貴。他們的軍政分府也並不見得比舊鄉紳組成的軍政府好多少。魯迅的《範愛農》一文中說：“他進來以後，也就被許多閒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裡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並不冷。”
紹興軍政分府任命魯迅為紹興初級師範學校校長，範愛農為監學。孫伏園在《魯迅先生二三事》一書中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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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後（4）
那時學生歡迎新校長的態度，完全和歡迎新國家的態度一樣，那種熱烈的情緒在我的回憶中還是清清楚楚的。
魯迅先生有時候也自己代課，代國文教員改文。學生們因為思想上多少得了魯迅先生的啟示，文字也自然開展起來。大概是目的在於增加青年們的勇氣吧，我們常常得到誇獎的批語。
這時，原紹興府學堂的學生王文灝等人想辦一張報紙對軍政分府作輿論監督，請了魯迅、陳子英、孫德卿為發起人。這就是1912年1月3日創刊的《越鐸日報》。這天報紙上刊出了魯迅寫的《〈越鐸〉出世辭》，宣示了報紙的宗旨：
王金髮被許多閒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
紆自由之言議，盡個人之天權，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發社會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輸真知，揚表方物，凡有知是，貢其顓愚，力小願宏，企於改進。不欲守口，任華土更歸寂寞，復自負無量罪惡，以續前塵；庶幾聞者戒免，收效毫釐，而吾人公民之責，亦藉以盡其什一。
報紙辦起來之後，登了不少罵人的文章。魯迅在《範愛農》一文中說：
開首便罵軍政府和那裡面的人員；此後是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
這樣地罵了十多天，就有一種訊息傳到我的家裡來，說都督因為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