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獨自個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籍去了。據說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家裡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這在取回書籍的翌日，魯迅說給我聽的。我問他：“你的書全部都已取出了嗎？”他答道：“未必。”我問他我所贈的《越縵堂日記》拿出了嗎？他答道：“不，被沒收了。”
魯迅畢竟是偉大的，他受了種種的誣衊委屈，搬出了八道灣住宅，又生了一場病，而對於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記上卻一字不提。這是我在他死後數個月，為的要趕撰年譜，翻閱他的日記才知道的。
對於許壽裳的這一段文字，周作人後來在《知堂回想錄·一四一·不辯解說（下）》裡做了這樣的答辯：
兄弟失和（2）
關於那個事件，我一向沒有公開的說過，過去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記上七月十七日項下，用剪刀剪去了原來所寫的字，大概有十個左右，八月二日記移住磚塔衚衕，次年六月十一日的衝突，也只簡單的記著衝突，並說徐張二君來，一總都不過十個字。——這裡我要說明，徐是徐耀辰，張是張鳳舉，都是那時北大教授，並不是什麼“外賓”，如許季茀所說的，許君是與徐張二君明白這件事的內容的人，雖然人是比較“老實”，但也何至於造作謠言，和正人君子一轍呢？不過他有一句話卻是實在的，這便是魯迅本人在他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他說這是魯迅的偉大處，這話說的對了。
兄弟失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