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不相讓,讓眾多的旁聽者又看了一場精彩的好戲。
租界臨時法院自是支援盛方頤一方,不久又宣佈盛方頤勝訴,也應當得到該項遺產的七分之一。七小姐和八小姐在法律界的支援下,終於打勝了這場官司,拿到了自己應有的份額,儘管付出了高昂律師費。但這畢竟是一場有重要社會意義的官司,從此女性的財產繼承權問題就有榜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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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車間裡的最後歲月
抗戰期間盛氏家族發生了很大變化——盛升頤去了重慶,是孔祥熙、宋藹齡的所謂“公館派”的人,勝利後以接受大員的身份回到上海後,開始的時候很風光,在永嘉路買了地,蓋了樓,但是不幸很快在股市上大裁跟頭。盛重頤在上海做房地產生意,原先是大發其財,大紅大紫,成為盛家後人中最富有的人,後來不幸也栽在股市上,一蹶不振。盛恩頤原本就是花錢能手,狂賭成性,抗戰勝利時已經在花兒子的錢了。抗戰八年,盛氏家族的面貌幾乎全變了。
幾個小姐嫁得都很風光:四小姐盛樨蕙嫁給晚清上海道邵友濂的二兒子邵恆;五小姐盛關頤嫁給福建藉富商林微閣;六小姐盛靜頤嫁給南潯首富劉鏞的孫子劉儼庭;七小姐嫁給莊夫人的一個內侄莊鑄九,在上海銀行做事,還主辦過上海銀行創辦的《旅行雜誌》;八小姐盛方頤嫁給大鹽商周扶九的外孫彭震鳴。
1949年上海解放,盛愛頤選擇了留在上海。可惜在上海的幾十年間,她有很多日子過得不愉快。
1950年代上半期情況還好,她家住在淮海中路常熟路路口附近的愉園小區8號。那是上海市中心的一處很好的聯體花園別墅區,獨立門戶,樓高三層,樓下有一方花園,七小姐在裡面種植了一些果樹和盆花,日子過得還挺太平。平時丈夫上班,兒女上學,她在里弄裡參加些社會活動,主要是當里弄小組長,負責管理、督促街道和居民小區的清潔衛生,也參加了居民區的文化掃盲工作,幫助那些不識字的家庭婦女認字、讀報……這些對她來說都是小菜一碟,輕而易舉地就對付了。業餘她還要練練毛筆字。她能寫一手很漂亮的毛筆字,朋友中常有人來討她的墨寶,她的案頭就經常是忙碌的。1956年公私合營以後,雖然自己的固定資產沒有了,但能按季度拿到定息,起碼生活還是安定、富裕的。
到了1950年代末期,社會生活漸漸亂了套。先是遇上三年自然災害,副食品供應非常緊張,有錢也買不到東西,一日三餐都成了問題。後來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大背景下,她的丈夫莊鑄九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反革命;兒子莊元端被打成右派,送安徽農村勞動改造。女兒莊元貞浙江美術學院(現為中國美術大學)畢業後,由於家庭出身的牽累,被分配到福建省教書……更不幸的是到了1966年“文革”爆發時,他們的房子被造反派佔據了,家中細軟被搜刮殆盡,她被趕到五原路上一棟房子的汽車間裡居住,受盡磨難。
造反派給七小姐安排的汽車間比其他的汽車間還要“惡作劇”——那棟樓的化糞池口竟然就在汽車間裡!每過一段時間,就有一輛拉糞車停在門口,拖出一根長長的管道伸到那汽車間的化糞池口裡,“突突突”地抽糞……
丈夫病逝以後,七小姐就一個人住在這裡。
面對這一切變故,七小姐表現得異常冷靜。她心裡明白,“世上沒有不散的宴席”,世家大族向來都是“富不過三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何況盛家從盛隆開始,已經富了四代。她太明白世態炎涼了,也太明白運動是怎麼一回事了,所以一切都見慣不慣,一切都順其自然了。
然而她那些在海外的眾多親戚和朋友,聽說她在汽車間受難,無不為之感嘆唏噓,紛紛伸出援助之手,不斷寄錢寄物來。尤其在她生病的時候,她那在日本開留園飯店的侄子盛毓度,總是不斷匯鉅款來供其治病。每當又有雪茄煙抽的時候,她就拖一隻小椅子,優雅地坐到門口來,從層層煙霧中,觀看五原路上的人來人往。
那時的五原路還是一個馬路菜場,路上買菜的、賣菜的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有位並不認識她的人從她門口走過,從她手持雪茄煙的坐姿,和那芳鬱的雪茄香味判斷,這定是哪個豪門望族的落難小姐了。當一位朋友告知他,這就是當年大名鼎鼎的盛七小姐啊,那人恍然大悟:“怪不得!”
令她安慰的是,女兒莊元貞成長為著名的工藝美術師,有多項作品在全國得獎,有的還被送到國外展出。女婿周荷生擅長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