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以貨幣繳納賦稅能夠促使國家向“數字化管理”方向發展。畢竟，資本主義的萌芽發展必須依靠“數字化管理”——如果以實物繳納賦稅，由於計量單位的不同、單位價值的不同，除非每個縣都能普及計算機並且實施聯網，否則絕不可能進行“數字化管理”。
當然，想要稅收貨幣化，首先得理順貨幣發行的問題。
明朝是個非常矛盾的朝代。一方面，政府似乎對人民管理非常嚴格：比如說前所未有嚴格的戶籍制度；無所不管、無孔不入的錦衣衛、東廠等特務機構。然而另一方面，中央對地方的管理又似乎特別寬鬆：嚴禁官員下鄉擾民，若無特許而私自下鄉，最重會被處以死刑；在以前的朝代，漢朝也好，唐朝也好，宋朝也好，無論私人鑄錢多麼猖獗，朝廷多麼**混亂，但總體的控制權還是在政府手中，但到了明朝中葉以後，銅幣的鑄造流通完全處於失控狀態，幾乎完全由私人壟斷控制，政府基本上無能為力——很難想象，一個所謂高度集權的皇權**社會中，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行業都應該被政府管束的死死的，卻連貨幣發行這樣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力都無法牢牢掌握。
朱棣也沒打算操心私鑄銅幣的問題，其原因與不必解決地租率的道理相似——洪武和永樂兩朝是明朝皇權最強的兩個時代，即便存在私鑄銅錢的現象，也只是鳳毛麟角而已，同樣算不上社會問題。
明朝中葉後中央之所以對貨幣發行失去控制，朱棣私下猜測，應該是由於非法採礦過於嚴重而引起的。在朱棣原來的那個世界裡，非法採礦同樣是禁而不止，令中央政府非常棘手的問題。在明朝中葉那種貪汙**風氣更甚的年代，沒辦法消滅非法盜礦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如果說針對煤、鐵、鉛的盜礦還可以容忍的話，那麼非法盜採銀、銅這兩種礦物資源則是對中央財政致命的打擊。
明代萬曆中期一年的銀課數量只有30萬兩，連宋代的三分之一都不到。這並非說明明代真實的白銀年產量只有宋代三分之一都不到——畢竟明代疆域更大，自然也增多了白銀的開採地，比如重要的白銀產地雲南在宋代的時候就不屬於中國疆域——銀課比宋朝低只能說明明代官方控制統計之下的白銀生產比宋代有著劇烈的萎縮，也就是說，絕大部分的私人白銀生產都不在政府的管理統計之中，偷稅漏稅幾乎已經到了完全失控的程度。
又根據記載，“銅的開採，後期轉盛。民間銅器的製造，當是出自民礦。……即使朝廷鑄幣，也仰仗民銅了。據嘉靖間記載，鑄幣‘黃銅照例行戶部買辦’，以至有時‘銅價太高，得不償費’。到萬曆時，有人說：‘天下銅在民間為供具什器者，不知幾千萬億。其產於各處名山者，豪姓大賈負販以擅厚利，又不知幾千萬億。’‘今雲南、陝西、四川、廣東各省有銅礦，為奸商專擅’。”
銀銅兩礦從開採的根子上就脫離了政府的控制，那麼，在鈔法大壞的前提下，中央政府想要完全控制貨幣的發行自然是千難萬難了。
永樂年間盜礦的問題自然不算嚴重，不過，朱棣倒是準備提前做一點預防措施——但對朱棣來說，盜礦只是個次要問題，慢慢解決也不遲。因為，朱棣已經下定決心要讓大明寶鈔成為貨真價實的法定貨幣，那樣一來，白銀便只是一種價值較高的礦物而非貨幣，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如果將金銀等貴金屬作為貨幣，中國太吃虧，因為中國並非產金或產銀大國。殖民地時期西屬美洲生產了大約10萬至13萬噸的白銀，其中向美洲以外地區輸出了大約80％以上，這些白銀的近一半流入了中國。同期，由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也多達1億7000萬兩。
西方和日本向東方輸入白銀，得到絲綢、瓷器、茶葉、蔗糖等物資。若白銀只是作為普通商品輸入中國，那麼這種交易還可以算是對雙方都有利的等價交換。但問題是當時的白銀並非是作為工業原料，而是作為貨幣輸入中國！略知貨幣原理的人都知道，若貴金屬被賦予貨幣的定義後，那麼這類貴金屬所表達的價值便會遠遠超過它的自然價值。如此一來，明朝的貿易順差表面看是中國佔便宜，實際上則是吃了悶虧。
當時的國人以及後世的某些學者並不認為這種貿易吃虧，為什麼呢？原因在於當時明朝缺乏足夠的貨幣。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不能缺乏適量的貨幣，因此當時明朝透過對外貿易獲得了足夠多的白銀後，可以進一步刺激經濟的發展，這樣的結果，被後世某些學者作為這種貿易並不吃虧的論據。可惜他們的思維陷入了一個誤區：市場經濟良好運作需要適當、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