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內在自我是多麼的陌生和遙遠——也許比墨西哥的神靈和印度的建築還要陌生和遙遠。
我們有關希臘羅馬文化的觀點一直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而我們的角度已由“古代…中古…近代”的框架不可改變地規定好了。有一類人，尤其是經濟學家、政治家和法學家這樣的公眾人物，認為“今天的人類”進步神速，他們對它和它的成就給以了最高的評價，並用它的標準來衡量較早時期的一切。根據他們自己的原則，近代人物在重要性上是克里昂（Cleon）、馬略（Marius）、忒密斯多克利、喀提林（Catiline）、革拉古兄弟�e Gracchi）所不能比的。另一方面，另有一類人，即藝術家、詩人、語文學家和哲學家，他們覺得在前述的“現在”中找不到他們所需的元素，因而從過去的這一或那一時代來選擇自己的角度，並用那一角度來指責“今天”，這其實與前此的方式一樣的絕對和獨斷。一類人視希臘“猶有不及”（not yet），另一類人視現代“過猶不及”（nevermore），兩方面都沉陷在一種歷史框架中著了魔，都把兩個時代視作是同一直線上的不同部分。
在這一對立中，正好表現了浮士德的兩個心靈。一類人的危險在於其聰明的淺薄。在他們手裡，全部古典文化、全部古典心靈的反映，最後都不過是一堆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生理的事實，餘下的則被看成是“附屬的結果”、“反射”、“附帶現象”。在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