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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化的原始象徵是“就近的、嚴格地限定的、自足的實體”。斯賓格勒借用尼采的說法，稱古典文化是一種“阿波羅式的”文化，但僅僅是借用了尼采的這個說法而已。他指出，這一原始象徵，體現在哲學中，便是透過具體可感的物質形態來探討世界的本原，體現在政治中，便是各自獨立的城邦，體現在雕刻中，便是對裸體雕像的表現，體現在建築中，便是沒有內部空間的、實體性的多立克式神廟，體現在科學中，便是歐幾里得幾何學和阿基米德物理學，等等。古典文化的醒覺意識是“純粹現在的”，它只關心眼前的、當下的事情，對於未來和過去，從來不予理會，即便是古典人的歷史著作，也只對當下發生的事件感興趣，歷史感的這種缺乏，在修昔底德的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他在其著作的開首便說，在他的時代之前，“世界上沒有發生過什麼重大事件”。
西方文化的原始象徵是“純粹而無窮的空間”。斯賓格勒借用歌德的《浮士德》，又稱西方文化是一種浮士德文化，是一種浮士德式的心靈和精神的表現，這種心靈或精神最典型的特徵就是對無限的渴望，對深度經驗的執著，其象徵體現在政治中，就是以貴族為主導的王朝政治，體現在科學中，就是數學中的微積分和物理學中的動力學，體現在建築中，就是貴族的城堡和僧侶的哥特式教堂，體現在繪畫中，就是透視法的發現和肖像畫的盛行，尤其是，如果說古典藝術是以裸體雕塑最能體現其心靈對“實體”的關注的話，那麼，西方藝術則是以音樂最能體現其心靈對無限的渴望。斯賓格勒比較古典的象徵和西方的象徵說：“我們的哥特式的風格是向上聳立升騰，而愛奧尼亞風格是盤旋呼應。我們的大教堂的內部因一種原初的力而向上提升，但神廟則是躺在一片莊嚴的寂靜中。……我們用緊張的運動、力和質量的原則，來對應於位置、質料和形式的原則……與古典神廟與廣場的雕塑相反，我們所具有的是無實體的音調王國，如音程、音階。管樂從漸強到漸弱到停頓，以此來描畫距離、光、陰影、暴風雨、浮雲、閃電、輕柔的和超塵出世的色彩。……心靈在無窮中獲得放鬆、解救和解決，從所有物質性的重負中解放出來的這種原始情感，常常是我們的音樂在最崇高的時刻所喚起的，它們也讓浮士德式的心靈中的深度能量獲得瞭解放；相反，古典藝術品的效果就是要約束和結合，實體感便是其保障，可以把視覺的注意力從遠處引回到一種美不勝收的切近和寂靜之中。”
阿拉伯文化的原始象徵是“世界洞｜穴”。我們說過，斯賓格勒的這個概念乃是借自德國著名人類學家弗洛貝尼烏斯。斯賓格勒認為，阿拉伯地區因為一直受到外來政治勢力的壓迫，造成了其在文化上的一種“假晶現象”，即其自身的文化因受到外來文化的擠壓而不得不採取許多外來的偽裝的形式，但其自身本有的精神——“洞｜穴感受”——並未因此而有所改變：“在基督教、希臘主義、希伯來和巴力崇拜的巴西利卡中，在密特拉地下洞窟、瑪茲達教的拜火聖廟和清真寺中，都有某個東西在言說著一種相同的精神，那就是洞｜穴感受。”這種洞｜穴感受在圓頂的巴西利卡中獲得了最純粹的表現，長方形型制的巴西利卡是純古典形式的會堂結構，而巨大的圓頂則是純東方的清真寺形式，在阿拉伯文化中，這兩者的結合導致了一種新的空間象徵主義的產生，即透過圓形拱與柱子的統一、透過對圓頂的強調，而把空間侷限在確定的巨大穹頂之下，而不是象西方的教堂那樣以高聳的尖塔、鐘樓來體現其對無限空間的渴望。斯賓格勒比較說：埃及人在其金字塔中忽視了屋頂與柱子之間的深刻關係，在他們那裡，柱子代表的不是結實而是成長；在古典人那裡，石柱是歐幾里得式的生存中所有的實體、所有的統一性和堅固性的強有力象徵，他們按照最嚴格的垂直與水平、力量與負重的比例把柱子同線腳聯絡在一起；而在阿拉伯文化這裡，在圓拱與柱子的統一中，“負重和慣量的實體原則被否定了，拱從纖弱的柱子中清晰而又大方地湧現出來。在此所實現的概念，既是對所有地球重力的擺脫，也是對空間的捕捉，而在這一要素與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