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威爾遜在電視上公佈其收入政策並以堅持6英鎊之限來請求人民“給英國一年時間”的時候，我還在外地。在我不在的情況下，威利·懷特洛在第二天晚上的答覆中對那一派胡言表示了熱情歡迎。如果是我，絕不會被說服這樣做。
第四節 鼎立之難
擔任領袖幾個月以來，雖然遇到過諸多困難，我還是以不錯的精神狀態迎來了秋季黨的年會。特德和他的朋友們看來會盡力繼續作梗，但我的幾次出訪活動已經改善了我的處境。工黨政府的經濟政策搞得一塌糊塗。黨的年會前的民意測驗顯示，保守黨領先工黨23個百分點。在布萊克普爾的任務就是要證明我能夠在這個國家贏得全黨的支援來鞏圃這些成績。在黨的年會上，領袖講演與影閣其他發言人在年會上的發言大不相同。它必須有足夠廣泛的內容，以免有人批評講演者“逃避”某項棘手的問題。另外，講演的各部分內容之間均要與主題呼應，否則到頭來你的講演就像我所說的那種掛滿誓言與功勞的“聖誕樹”，而且每談到一個新活題總是用“我現在談一談……”這樣呆板的傳統開場句式。一場有份量的講演要能煥發全黨的信念，緩釋懷疑者的憂慮，從某種意義上說更像詩而不像散文。作者不應試圖使用華麗的詞藻，重要的是所蘊含的思想、感情和情緒。一些材料可能容易用來寫出觀點清晰又有說服力的文章，但也許根本不適合講演之用。演講者必須細審講稿，發現有危險和語意不明之處則一定要刪掉。但即使是這樣，一篇效果好的講演也許在印出來後讀起來卻幾乎是蒼白無力。所有這些我需要在後來的幾年裡全部學會。我在1975年著手準備第一篇黨的年會領袖講演稿時，還不能算是初步掌握了這些知識。
我告訴我的講稿撰寫人，我不打算發表一篇經濟問題講演。經濟上之所以出了差錯是因為思想上和哲學原則上的其它方面出了差錯。經濟危機反映了民族的精神危機。但當時我把自己的講稿起草想法提出來與克里斯·帕頓和研究部的諸位討論時，我感到他們根本沒有理解我想傳達的思想。於是我整個周未坐在家裡用大字寫了6頁手稿。我一點也沒有覺得困難：文思不斷湧流筆端。但這是一篇講演稿嗎？星期天早晨，當我重讀一遍後正在修改的時候，伍德羅“懷亞特一這位由前工黨議員改行的企業家、作家、我黨同情者和密友——打來電話，我告訴了他我正在做的事，他建議我晚上去他家吃晚飯，這樣他可以看看這篇稿子。這位老道的記者看到了我所看不到的問題。於是我們倆個開始進行刪改、構思和重新組織。我抵達布萊克普爾時，手頭已準備好了年會講稿的開頭部分。又發現克里斯·帕頓等已寫出新的材料，我把兩部分結合起來，於是就產生了第一份草稿。
過去，黨的領袖只是在年會結束時才露面，像從天上下凡似地來到滿懷崇敬、而又卑躬的人群中發表他的講話，是特德改變了這一常規。我又把它推進了一步。除了到會早之外，由於是第一次作為領袖出席年會，我還利用每個機會會見選區代表。我知道我必須爭取他們的忠心。實際上，我做到了年會組織者們所認可的極限，在本應在臺上就座時卻花時間在臺下與人交談。
在參加招待會和討論會的間歇裡，我還要過問講演稿撰寫人的工作進展情況。亞當·裡德利協助寫經濟問題。安格斯·莫德也不時參與進來，他同伍德羅一樣有那種只屑一調整就能讓講話放出光彩的本事。理查德·賴德是講稿的總潤色人。戈登·里斯用他的專長輔導我如何宣講這份稿子，他關照我在精彩段落之後不要打斷掌聲急於往下講——一個不夠老練或缺乏自信的講演者會經常這麼做。
然而時至星期三我才明白在我套間裡的那些不知疲倦地工作的人們中竟沒有一位是行話所說的“文字匠”。我們已經確定了稿子的結構、思想甚至一些巧妙的玩笑的基本稿。但我們需要有一位對文字有感悟力的人將整個文稿貫通起來。戈登推薦了過去曾起草過特德的廣播稿的劇作家羅尼·米勒前來助一臂之力。於是整篇稿子被緊急送到羅尼那裡進行“羅尼化”（我後來總是這麼說）。稿子被送回時面目一新，更確切他說，總算是作為一篇講演稿回來了。接著又進行了一番刪減並重新列印，幹了星期四的整個通宵。到星期五凌晨4點30分整項工作完成時，我才感到可以進屋睡上個把小時了。
早在星期四傍晚的時候，我正在通讀剛寫好的講稿，有人叫我到電話機旁與威利·懷特洛通話。 威利告訴我特德已到達這座城市， 並且與我下榻在同一家飯店（帝國飯店）。他的套間在我套間的兩層樓下。幾個月來特德的一些朋友曾敦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