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給了羅馬尼亞人並且說這些人是被錯誤監禁的，必須予以釋放。我高興地看到他們後來被釋放了。
毫無疑問，我在1975年所作的最重要的出國之行——可能是我任反對黨領袖期間意義最重大的——是9月間對美國的訪問。當然，我早已知道一些關於美國的情況；而且我喜歡並欽佩我所知道的大部分情況。然而。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會見那裡所有最主要的政治人物，並且以某種近似平等的條件來這樣做。有人向我保證傳媒對此將予以充分的注意，雖然這主要是考慮到英國的股票已經罕見地下跌這個令人沮喪的原因。美國的報紙、雜誌和電視節目正集中報道英國經濟的驟然下降，工會權力的增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擴充套件以及人們看到的民族自信心的崩潰。除了幸災樂禍以外，明顯地還有某種使人煩惱不已的擔憂，即在越南的失陷和水門事件的創傷之後正在美國本身歷經一種不同的深重危機之苦，它可能會同英國遭到同樣的命運。
我同諾曼·拉蒙特討論過這一形勢，他是一位早期的支持者，和羅斯蔡爾茲一起工作，這使他能夠使我不斷了解英國金融城和國外的情況。他剛從美國回來，在那裡他同政治家、官員和輿論界人士談過話。我得出的印象是，而且該印象被證明是準確的，福特政府的信心已經開始適度增加，這使他們越發擔憂英國發生的情況。首相最近去過華盛頓，他並沒有做什麼事情來改變人們對英國現狀的感受。他聲稱我們的所有困難都被大大地誇大了。人們所期望的是與此不同的和更加嚴肅的態度。我決心持這種態度。
戈登·里斯在我之前飛往紐約以便作出傳媒工作安排。就在我離開倫敦之前他打電話對我說，人們對我出訪的期望非常高，因此我應該使我將要發表的第一次講話一在紐約的社會經濟研究所的講話——成為一顆巨型炸彈，而不是按原計劃作一次低調演講，把主要講話留到此後在華盛頓發表。這要求我同亞當·裡德利如瘋似狂地在最後一分鐘重寫講話稿，而這一點在講稿中留下了痕跡。講話的大部分說得完全恰當。一開始就正面針對美國關於當代英國可悲境地的評論並予以嚴肅的論述。然後我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我稱之為“漸進式的協商一致的觀點上來，這種主張是指國家應該在許多戰線上積極促進平等關係：在提供社會福利方面和在重新分配財富與收入方面”。我接著又詳細分析了上述主張的表現形式及其影響，如賦稅過重、不鼓勵企業、榨取利潤、透過通貨膨脹和負利率欺騙儲蓄者，以及公營部門和政府開支的明顯無情增長等。
不幸的是，保守黨中央總部增補了草稿，更為嚴重的是在向報界發表的“最後”文字上附加了一段話，說約束政府開支像限制血液透析器數量一樣，需要作出強硬的痛苦的決定。實際上在工黨政府統治下，作為沒有公開認可的治療配給制的一部分，血液透析器早已在數量上受到了限制。不過，但白地宣告這一點——尤其是以輕輕帶過的形式——就是自我麻煩了。在手忙腳亂地進行準備講話稿時亞當和我讓它透過了。幸好，當戈登在紐約看到這一份講話稿時，他立即領悟到可能造成的潛在損害並刪去了這個冒犯人的部分。所有要釋出的新聞稿通常都附有一個正式條件，即“以實際講話為準”。這樣他就能夠給艦隊街的編輯們打電話說有問題的那一頁，雖然他們是從中央總部收到的，但並未被實際採用，所以也不需要報道。他們都很尊敬他，因而照辦了；但《太陽報》的頭版在用某種較溫和的標題來代替之前已經臨時在顯著位置採用了“瑪吉說，讓它們消亡吧”這個標題，真是千鈞一髮，倖免於難。
實際上，這篇講話要傳達的主要資訊受到了大西洋兩岸的最大注意。我一回到國內就立即受到工黨政府的攻擊，說我在國外貶低了英國。事實上，我帶到美國去的關於英國的資訊本質上是充滿希望的資訊，即這個國家的潛力很大，足以經受甚至是社會主義的影響。外交大臣吉姆·卡拉漢後來優雅地批評我在美國講演中放進了“容易引起辯論的段落”，他的批評在我所停留的英國大使館中得到了忠實的反響。大使館的一位高階官員向美國報界吹風時說了對我不利的話。戈登·里斯很快發現了所發生的情況。我回到英國後就此與吉姆·卡拉漢進行了措詞尖銳的信件交換。
我在意識到想把我變成這副模樣的企圖後，就利用我向華盛頓的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的講話、指出，如果放棄目前的社會主義政策，英國就會具有保證其迅速恢復的根本實力。民意的轉變，反對極左派，我國能源的雄厚儲備以及我國科學的潛在能力——獲得72項諾貝爾獎，比法國、義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