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是對我們自身成功的滿意。
那天晚些時候我第一次會見了赫爾穆特，施密特總理這位社會主義者。我們討論結束時我得出的結論是，他比我的影子內閣中某些成員的社會主義思想要少得多。這兩點印象並未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消失。然而，我們對工會問題的看法確實並不一致。赫爾穆特·施密特根據德國的經驗，無法理解我們在英國為何不直接把全部工會領袖召到會議桌前明智地解決問題。我指出由於戰後英國佔領當局對德國工會結構所進行的改造，減少了它們的數量並使它們建在產業基礎上而不是行業基礎上，他的想法在波恩具有實際的可能性。在倫敦召開這樣的會將需要一個小型體育館。（就我所知，上屬改造應歸功於保羅·錢伯斯，他是同盟國佔領時期管理德國西部的管制委員會的英國成員：我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就認識他。）我很想補充說，多數的英國工會領袖和他們的德國同行不一樣，他們對社會主義政治的興趣至少與對敏感的工資的討價還價一樣大。但是我決定這一點可以國待另一場合去談。
東道主基督教民主聯盟為我安排的午餐時間較晚。3位德國名人出席了午餐，他們是基督教民主聯盟領袖和下一年聯邦選舉的總理候選人赫爾穆特·科爾，基督教民主聯盟總書記庫特·卞登考夫和——所有的人當中最著名的——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偉大的德國財政部長路德維希·麥哈德。我在這一天的早些時候曾經和赫爾穆特·科爾有過一些討論。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和藹可親並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具有本能的健全頭腦。但是我們彼此不會講對方的語言，因而我們的討論多少有點停頓。然而，關於下一個10年，我們在主導歐洲政治的東西方關係問題上大體上所見略同。卞登考夫教授是一個具有博大開放性格的人物，過分口若懸河，極度聰明而且精力特別旺盛。他滔滔不絕地談他的思想與見解，我很難插話。像我一樣，他具有明白無誤的決心，要在他的黨重新掌權時，為政府制訂一份嚴謹的經過慎重思考的綱領。路德維希·艾哈德此時已不再參加任何現實的政治活動，但是顯然他聽說過我的政見（和經濟學觀點）與眾不同（這就是說與他本人的相似），足以使這次討論具有吸引力。我很高興地發現，這位前總理、德國繁榮的設計師，很有風度，十分精明。他問了我許多關於我的經濟方針的尖銳問題，最後他似乎感到滿意了。我覺得我在一次重要的導師輔導課中的表現良好J這3個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代表著德國基督教民主主義的巨大實力，因而我離開時覺得我們這兩個黨都處在反對黨地位但又都準備要掌權，有著很多共同之處。
第二年我進行下一次訪問時是去參加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代表大會，關於這一點我早已敘述過，這次接待部分地證實了我的上述看法。但是我永遠無法完全適應我在那裡親眼目睹的西德政治活動風格。接連不斷的講話者靠近話筒，離它一、二英寸遠，對著它大聲吼叫，發表長篇大論的講話。博得掌聲的技巧看來是大音量的大喊大叫，以致所講的話都消失在使用過度的話筒所發出的劈劈啪啪的響聲中了。不論是保守黨年會還是保守黨中央總部的裝置，都可能經受不住。
同時，在歐洲的保守主義政黨和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之間繼續進行著關於成立歐洲民主聯盟的討論。我力圖說服對此不太熱心的政黨，它們的國傢俱有聯合政府的傳統，政治原則模糊不清，因此擔心被看成右派。1976年12月我出訪海牙去同荷蘭政治家們進行會談——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對個人來說具有較長期重要意義的時機，因為在這次出訪中我第一次會見了魯德·盧伯斯，他是當時的經濟部長，後來成為首相，我同他在後來的歲月中建立起一種相互有益的友誼關係。在那裡我還向英國貿易商會發表講話說：
我急切地希望……共同體內思想相同的政黨之間有更加密切的合作，我當然知道歷史在我們的道路上設定了障礙……不過，我確信在我們檢查我們的政策時我們會發現我們之間的共同點比我們在開始時所料想的大得多。
1977年6月我去羅馬作了一次短暫訪問。在這次訪問中也進行了一些有價值的接觸與討論，特別是和基督教民主主義者赫赫有名的長者阿明託雷·範範尼教授、還有義大利最聰明有效的財政部長之一菲利波·潘多爾菲的接觸與討論。我的訪問以與羅馬教皇保羅六世的一次私人會見結束，這是我的第一次梵蒂岡經歷。這些會見始終是嚴格和私下會見。我同教皇六世以及後來同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討論了北愛爾蘭問題；約翰·保羅二世當選教皇在我看來始終是個天意，另外，我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