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西爾弗曼對鮑林案所作裁決的合理性，得到了其他法庭為另外一些案子所作裁決的印證。在那些案子中，有關的公眾人物也不是政治家。1967年，美國最高法院對沙利文裁決原則作了更加廣泛的解釋。等到1968年春天尼澤最終將鮑林的上訴送到法院的時候，這已經成了明擺著一定要輸的事。在鮑林控告《環球民主黨人》和紐約《每日新聞》的兩宗名譽誹謗案中，沙利文裁決原則也成了他敗訴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國民評論》用了整整七頁的版面，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為讀者再現了案件審理的經過。巴克利的雜誌不僅在鮑林的威脅面前渡過了難關，而且比以前更加神氣活現了。
自此之後，鮑林被沙利文裁決原則解除了武裝，再也沒有提起名譽誹謗的訴訟。
分子矯正療法
鮑林在名譽誹謗案中接二連三地敗訴，為了打官司又耗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因此情緒很低落。他決定在科研工作上加把油。
到1966年底，鮑林和愛娃有一半時間是在熱泉路家中度過的，另一半時間則待在大蘇爾牧場新近竣工的漂亮宅第裡。在那裡，鮑林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如果頭腦裡產生了什麼新的想法，總會有大量的時間去思考。此時，他打算割斷與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關係，把時間集中用於理論科學的研究。他就石墨和氮化硼的結構發表了幾篇論文，將重子共振作為金屬間化合物所處的旋轉狀態和電子轉移現象來考察，同時又再次探討了用科學方法解決世界問題的必要性。有幾天時間，他反覆思考著要不要透徹地研究一下自然界不明飛行物現象，將有關問題匯總起來，從目擊者的可信度，一直到星外來客的可能性，作一次全面的分析。
就是從這類想象力的遨遊中，出現了一種具有概括作用的新思想。
這一切都起始於1965年下半年。鮑林拜訪了幾位朋友，其中一位是精神分析家卡梅爾。有一天，還沒有到吃晚飯的時間，他在會客室中想利用時間找一點有趣的材料讀一讀，他的目光落到了一本有關精神分裂症的書上，書名為《精神病學中的煙酸療法》。鑑於自己對用維生素（煙酸是維生素B中的一種）治療精神病方面的知識很缺乏，因而對這本書發生了興趣。作者是一位加拿大學者阿伯拉姆·霍弗，薩斯喀徹溫省精神病研究所所長。該書總結了霍弗和他的同事漢弗利·奧斯蒙德多年裡進行實驗所得的成果。這些成果似乎清楚地表明，大劑量應用煙酸以及有關化合物，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腦功能具有相當積極的療效。這兩位加拿大人開出的劑量是驚人的——在若於病例中，超過了日常先許用量的一千倍。看來，這樣大的劑量不但沒有產生明顯的不良副作用，而且在精神病症狀和複發率方面都有顯著的改善。霍弗和奧斯蒙德將他們的治療方法稱為“超大劑量維生素療法”。
鮑林關注精神病的生化機理已有十多年時間了，因此頗為讚賞該書的論點。不過，仍然有一些問題他感到吃不準。
思考了一個星期後，他突然找到了答案。他知道，大多數藥物只是在一定範圍的濃度內是安全有效的；即使是阿斯匹靈，過量用藥也可能致命。在霍弗和奧斯蒙德的研究中，煙酸是當作藥物使用的，但劑量很大時，仍然是非常安全的，而目隨著劑量的加大，效果甚至更顯著，這種劑量的數量級遠遠超過了內科醫生的建議量。對此，鮑林感到很驚奇，他開始考慮其他維生素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情況。
幾個月之後，鮑林親自考察了超大劑量維生素療法的作用，他的興趣更濃了。1966年3月，他獲得卡爾·紐伯格獎，這是對他將新的醫學和生物學知識綜合起來進行研究所作的表彰。他在接受獎章以後作了一次發言，提到他希望再活十五到二十年，親眼目睹醫學上必然會來到的巨大新進展。幾天之後，他收到歐文·斯通的來信。斯通是一位來自斯塔騰島的生物化學家，喜歡交朋友，鮑林是在頒發紐伯格獎後舉行的宴會短暫時間裡與他認識的。
斯通在信中對鮑林說，他非常欣賞鮑林的講話，但他認為再活二十年要求太低了。為什麼不再活五十年？只要鮑林聽他的勸告，就可以達到這一個目標。
他向鮑林敘述了一個有關維生素C的故事。
斯通從1935年起就對維生素C發生了興趣。那時，他開始發表論文，並且取得了使用抗壞血酸（維生素C的學名）作為食品新增劑的專利。好幾年裡，他閱讀了一系列來自世界各地的報道，說明使用大劑量維生素C治療各種病毒性疾病，甚至用於心臟病和癌症，都能得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