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卻格外同情那些受到時代傷害的人們。然而，除了表示慰問外，他不願採取更多的行動。他曾用一些迂迴的方式發洩過自己的憤懣，並且還花了一些時間籌劃成立一個非贏利性的基金會，“完全致力於發現和培養傑出的青年，使之成為思想開放的庇護所”，鼓勵“自強、自信，並不為傳統思維所束縛”，這就是他對李普曼那樣的人表示尊重而採用的方式，但是，他的做法並沒有成功。
後來，他又找到了一種直達的支援方式。李普曼發現，那份黑名單已傳到紐約。他在那裡剛要開始一項新的工作時，就被解僱了。他又回到了加利福尼亞，帶著絕望的心情來見鮑林。他徵求鮑林的意見，怎樣才能找到事情幹。鮑林決定直接插手這件事，在加州理工學院為李普曼設定了一個職位，讓他擔任他的研究專案的助理之一。這是悄悄地進行安排的，沒有在公眾中張揚。鮑林的良心得到了安撫，李普曼的工作也有了著落。不久，鮑林又用同樣的辦法安排了另一位很有才華的政治難友，此人名為托馬斯·佩利，具有醫學學位。鮑林錄用這兩個人作化學研究，別的方面不說，他們夠不夠格總也是一個問題，因此，在化學系中，引來了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