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到了杜布里奇的辦公室，杜布里奇抱著同情的態度聽取了他們的意見。他並不反對有關精神病研究的課題，儘管他也認為這是遠離化學核心基礎的研究。不過，他真的非常擔心鮑林在化學系系主任這個位置上總體的表現。鮑林似乎不再關心他這個系的事情了。他在獲得諾貝爾獎以後，似乎不再置身於加州理工學院裡一樣，幾乎全部時間都用在全國各地的旅行，除了日程上已經排得非常緊張的政治性和化學學術性講演外，現在還要去各式各樣的心理學和精神病醫療機構和團體作報告。而在這裡的時候，他似乎有點不受控制了。此時，正值弗洛伊德主義及其繁複的分支盛極一時的歲月，許多精神病專家和心理學家都相信，精神性疾病的根子紮在患者的經歷中，而不是紮在分子中。1956年5月，鮑林在美國精神病學會的一次全國性會議上發言，觸犯了與會的許多聽眾：“我可以肯定地說，大多數精神病源出於化學。”接下去，他又特別以精神分裂症為例，認為這是分子失衡引起的結果。在此之後的提問階段，他又承認還不能證明這一點，但他是憑自己的“直覺”進行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