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鮑林幫助他離開沿海禁區以繼續自己的工作和學業。1942年整整一年，鮑林到處聯絡，幫助池田在東部謀取一個職位。“池田是一個討人喜歡的青年，完全像一個地道的美國人，”鮑林在給哥倫比亞一個同事的推薦信中這樣寫道，“如同相信任何一個在美國出生的日本人一樣，我對他的忠誠毫不懷疑。”由於美國當時與日本處於交戰狀態，要找到一個願意接納池田的學校難上加難。然而最終他還是為池田在東海岸覓得一個職位，使他免受拘留厄運。但鮑林為此付出了代價：他必需用加州理工學院的經費支付這個年輕人的工資。
鮑林評判人的標準是看他的知識和能力，而不是他的膚色。因此當他看到種族歧視的表現，特別是看到政府也在推行這種政策時，就特別感到不安。然而，儘管妻子愛娃在戰爭期間志願為美國公民自由協會積極工作，他自己一直專注於科學研究，但是在1945年3月，為了照顧一個日裔美籍人，他家竟然遭到了一次報復行動的襲擊，此後鮑林的態度就開始發生了變化。當時公民自由協會洛杉磯分會詢問愛娃，她是否能為一個剛從集中營獲釋、並應徵赴歇爾貝軍營人伍的日裔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