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切理論問題再次舉行會談，而且自從1960年前後重新開始會談以來，在關於態度問題上，一方總是認為另一方的行為是十分惡劣的。中國人特別在兩個問題上對俄國人表示了不滿：後者在1961年至1962年冬天期間允許五萬多人從新疆逃亡到蘇聯境內，以及在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前後，赫魯曉夫對中國的態度公開進行批評。至於俄國人，他們對中國人公然把他們在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的行為先是說成“冒險主義”，後來又說成是投降主義的說法，也極為憤懣。在會談開始前，雙方各自發表長篇的檔案和宣告，充分地和有針對性地陳述了各自的立場和觀點。這成為一個不祥的預兆。俄國人還明確表示，對於他們來說，同鄧的代表團的會談遠沒有同時在莫斯科同美國和英國進行的有關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談判重要（實際上，這個會議的主題本身就是向中國的挑釁）。雖然赫魯曉夫親自為鄧和他的代表團舉行了宴會，但那是在會談舉行了五天而任何一方都沒有改變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之後。雙方沒有確定進一步會談的日期。這就發出了破裂的訊號，而且正如其結果所表明的，這標誌著兩黨間長達二十六年的正式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