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的執行長斯科特？麥克尼利（Scott McNealy）也曾說過：“總之，你沒有隱私可言了。別難受了，忘了吧！”
避免形成一個圓型監獄式的社會
18世紀後半葉，英國社會改革家邊沁（Jeremy Bentham）受到當時刑罰機構普遍存在的殘酷條件和做法的警示，設計了一座新奇的監獄。這是一座環形建築，有幾層樓高，每一層都有一圈牢房，所有牢房都朝向環形中央，每間牢房的外牆都有一扇窗戶。在環形建築的中央矗立著一座瞭望臺，囚犯看不到裡面的看守，而看守卻能對每個牢房的情況一覽無遺，因為牢房的外窗把房間照地很亮。囚犯不知道什麼時候被監視，但他們知道自己可以隨時被監視。邊沁推斷說，每個囚犯總認為自己正在被監視，所以他會遵守監獄的規定。正如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75年問世的作品《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中描述的那樣，這樣設計出的監獄的主要作用是“引出囚犯身上有意識的永久的可視狀態，從而保證權力的自動實施。”
邊沁把他的設計稱為圓形牢房。今天，有人擔心邊沁給囚犯設計的東西正是所有消費者和公眾所面臨的命運——被監視，但看不到監視的人。人們的擔心是有證據的。例如，2003年，布什政府保護了1400萬份檔案免遭解密，這個數字自2001年以來增加了39％。根據《資訊自由法案》，1997—2003年間，要求獲取聯邦材料的請求增加了3倍，達到了320萬個，而處理這些要求的聯邦資源卻沒有增加。當我們重新思考隱私和透明問題在未來十年的狀況時，如果要把社會主要建立在單方向的、從上至下的監視和監督之上，這個想*令多數人大為反感。這確實與追求自由、自治、尊嚴和尊重等基本的人類要求相矛盾。
在某種程度上，透過對透明的趨勢進行規定和約束，我們也許能夠減少被侵犯和不斷受到監視的感覺。例如，歐盟對公司如何使用和傳播所蒐集的資訊進行了嚴格規定，類似規定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不斷出現。不過，如果獲取資訊和監視行為不僅“從上而下”也要“從下而上”——換句話說，如果對透明也實行*化，那麼，這個前景是比較光明的。 。 想看書來
透明性（7）
雙向解決方案
現在，公眾能夠運用的透明技術是很多的——我們也有使用這些技術的傾向，有人為此感到樂觀，也有人為此感到憂慮，這都是有原因的。2003年美國做的一份調查顯示，14％的美國人同意獲得一項服務，允許他們透過和網際網路相連的攝像頭對自家進行監視。用來監視保姆的“隱形保姆攝像頭”已經得到了廣泛應用，在很多國家，父母們可以在網際網路上觀看孩子在幼兒園的玩耍情況。隨著GPS越來越成為普通手機的普通功能，一些父母甚至用來跟蹤十幾歲孩子。在辛辛那提州，監視攝像頭被安裝在某些著名的犯罪多發區，監視他們的不是“老大哥（Big Brother）”，而是當地的居民。這些人在特殊的網站上登入，註冊成為社群反犯罪小組的成員。一些天文愛好者建立了“天堂在上（He*ensAbove）”網站，他們使用倍數很大但買得起的望遠鏡，把衛星執行軌道和衛星拍到的城市面貌影象傳到網上，只要你輕輕一點，就可瀏覽這些資訊。谷歌現在提供的地圖服務可以包括建築物和社群的衛星圖片；輸入你的地址，敲一下按鈕，一幅你的房子的鳥瞰圖就會展現在眼前。
由於人們在工作中越來越習慣使用透明工具，他們也將越來越善於要求公司和政府表現出透明的姿態。實際上，早就有證據表明這個趨勢已經開始雙向發展了。現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要求公司公開他們的一些活動，而且要求越來越多，對於那些不主動提交的資訊通常由信用度極高的非政府組織（NGO）利用他們的監視系統予以曝光。有越來越多的獨立組織在監視跨國公司和政府的行為，並把他們的行為予以公開。例如，把造成當地汙染的企業資料製成可供查詢的資料庫，而且還提供郵政區號和熱線，把抗議言論傳給那些企業和當地的政治人物。網站把政治獻金的情況予以公開，並把它們轉換成地理程式碼，這樣，透過場所甚至建築物來辨別獻金者。例如，紐約市共和黨高階獻金者是百老匯大街85號，也就是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所在地。有些透明的事例源於“人民的力量”，與此同時也推動了“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