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有志之士自然要追隨他，支援他，擁護他，為最終的目標而努力奮鬥。”
一個時代的人有一個時代的特點，也就是思維模式和思想理論是不同的。阿發自然也不例外，最突出的表現則是尊重卻不迷信權威。況且，所謂的革命的北辰的這些理論，對阿發來說既不新穎又不具體，缺乏吸引力。
“既然查理不否認實幹家的作用，那我就先爭取做其中之一吧！”阿發笑著說道：“爭論是大可不必的，總有時間去證明誰對誰錯。對了，今天我想與查理商量一件事情。簡單地說，就是我想開家報館，想請查理的華美印刷廠承攬印刷這一塊。”
見阿發岔開了話題，查理宋也就不好再說下去。何況，阿發雖然沒有明確的承諾，可也沒有明顯的反對，還把這些書都留下了，看來似乎是可以爭取的。
而阿發的後世思維使他更講求實際，儘管他也不否認理想的作用和革命的必要性。但他著重的不是那種放嘴炮的高瞻遠矚，而是顯得有些不夠熱血激進的腳踏實地，就象想幹什麼和能幹什麼的區別。令人炫目激動的目標固然可以有，但如何實現的手段和方法在他心目中似乎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