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現在這個時候，我還是想留在上海。”
“在上海你幫不上什麼，在日本則不同。”陳文強繼續勸說，除了把蘇報可能遭到打擊的嚴重性大大降低外，還說出了另外的理由，“聽說在東京，以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派的氣焰十分囂張，極力誇大革命的危害。以鄒小弟的學識和激情，我覺得更應該去東京，增加反擊的力量。”
明治維新後，日本埋頭苦幹，勵精圖治，在甲午戰爭中戰勝中國，獲得大量賠款，為國家發展輸入了大量血液，可以說日本是吸中國人民的血發展起來的。到1902年，日本已然以發達國家自居，日本又與老牌強國英國訂立了同盟條約，其主要內容是保護雙方在中國和韓國的現有利益，其矛頭直指俄國。
由於日本的發展神速，日本代替了西方成了中國人學習的榜樣，這也是國人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顯然真正應該學的還是西方。由此掀開了中國人東渡日本的高峰年，黃興，鄒容，陶成章，廖仲愷，魯迅等人，均於此年先後來到東京。
這一年對於維新派和革命派都是關鍵的一年，他們的活動中心都在東京，他們的政治領袖都在東京，他們的爭奪的重點無疑也是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