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行動的狙擊手，他們大多具有獵人和護林員的背景，對東西兩線的英法軍隊和俄軍造成了重大殺傷<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reads();</script>。
而關於狙擊手的起源，有兩種說法：一是說，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美國義勇軍的一位夏普少校發現，子彈如果用鹿油包裹，不但能夠方便裝填，還能提高射程與精度。他帶領一支獨立機動的槍手隊伍，以不可思議的遠距離精確射擊，射殺了許多英軍高階軍官，多次以極小的代價換得極大的勝利。於是，人們將射擊精準又冷靜沉穩的射手稱為夏普射手(r)。
另一種說法是，狙擊手sniper這一名稱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軍中出現，意指從隱蔽工事射擊的人，後來人們常常把經過專門訓練，掌握精確射擊、偽裝和偵察技能的射手稱為狙擊手。
也就是說，現在還沒有“狙擊”或“狙擊手”這樣名詞的準確定義。除了陳文強外，在張景良等人的口中，也就成了冷槍刺殺或暗殺。
“軍心似乎有所浮動。”張景良抬頭看著楊開甲。不太確定地說道：“是氣候環境不適應，還是亂黨的宣傳起了作用？”
楊開甲沉吟了一下，模稜兩可地說道：“兩者或許都有吧？反正，我也是不想埋骨異鄉。”
雖然湖北新軍與北洋新軍都建立較早，似乎可以成為南北新軍的樣板。儘管兩者之間有共同點，但還是存有很大差異的。
就湖北新軍與北洋新軍的軍官文化素質來比較，似乎沒有太大的差別。湖北新軍的軍官主要是由武備學堂畢業的學生和回國的軍事留學生擔任；北洋新軍的軍官雖然有科舉出身與行伍出身者。但大多數也是武備學堂出身。
至於士兵，張之洞與袁世凱的要求則不盡相同。袁世凱在其《練兵要則》中關於挑選士兵的標準是：“身長限四尺八寸以上。力大限一百斤以外，每一時行走二十里以外，年自二十歲至二十五歲”，主要是針對身體上的要求。因此“士兵多不識字”。
張之洞則比較重視士兵的文化素質。他認為，西方軍隊“自將及弁，無人不讀書；自弁及兵，無人不識字，無人不明算，無人不習體操，無人不解繪圖”。因而他的《湖北練兵要義》第一條就是“入營之兵必須有一半識字”。在一次秋操大典之後，時人對兩軍的評價是：北洋新軍“以勇氣勝”，湖北新軍“以學問勝”。
再從對軍隊的控制來看。則北洋新軍的私人化程度遠過於湖北新軍。袁世凱在《練兵要則》中雖然要求“士卒須以忠國愛民為首務”，但他規定將弁教訓士兵的宗旨除“忠國、愛民”兩條外，還有兩條是“親上、死長”。所以。北洋軍“兵為將有”的私人化程度較之湘、淮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反觀張之洞，雖然在湖北多年苦心經營而練就了一支可觀的湖北新軍，這對他在晚清政壇的地位當然也有一些影響，但這種影響如同他所辦的企業與學堂等方面的影響一樣，只不過是他的全部新政事業的一個方面，而且絕不是關鍵的。所以。張之洞對於湖北新軍的控制也遠沒有袁世凱那麼緊。
而作為地方部隊的湖北新軍，所受清廷控制則比較鬆弛。張之洞等湖北當權派雖然也注意防範革命者潛入新軍，但為了不致引起朝廷指責和干預湖北事務，他們對黨人的活動往往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加之張之洞畢竟不是軍閥型人物，並未孜孜於將湖北新軍建成一種私家武裝。
當時，湖北新軍各標營大多駐紮在武昌城內及城郊。而武漢三鎮作為現代都會所帶來的新的思想文化資訊可以迅速傳遞到軍營內部，這與袁世凱的北洋六鎮駐紮鄉村大不相同。
既識字、有文化，管制又松，又容易接受新思想……凡此種種，使得湖北新軍成為清末革命運動的一個良好溫床，也就不足為怪了<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reads();</script>。
而張景良的擔心在此時也不無道理，就在兩月前，剛發生了轟動全國的“丙午日知會謀反案”，劉靜庵、李亞東等日知會骨幹被湖廣總督張之洞逮捕下獄。但日知會建立於一九零五年，主要在新軍、學生與會黨中開展革命活動。骨幹被捕，誰知道有多少漏網之魚還潛在軍中？
對於軍中革命黨人的擔心是一方面，還有對革命軍戰術的不適應，水土不服造成計程車兵傷病，都是湖北新軍不願再繼續深入滇南的原因。更重要的還是對巡防軍的鄙視和不信任，以及在已獲的情報中所得知的革命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