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有饑民近四十萬，長沙附近一次就“淹斃人不下三萬”；江蘇災民達七百三十餘萬人，“每日餓斃二、三百人”；1908年廣東大水災，“災黎幾及百萬”；1909年湖南大水，“統計各處災民不下百餘萬人”；江蘇大水，海州逃荒流民二十七萬餘，沭陰十一萬餘，贛榆八萬餘，全省可以想見………
“市廛寥落，閭巷無煙，徒死之餘，孑遺無幾”；“郊原坼裂，草木焦卷，幾有赤地千里之狀”；“糧食顆粒無收，百姓流離失所，慘不忍睹”；“餓殍相望，易子而食”；“生者鵠面立，死者魚腹殮”……不看別的，單看這些清朝地方官奏摺上的文字，便足以讓人觸目驚心，痛心疾首了<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reads();</script>。
連綿不絕的自然災害，始終籠罩在早已因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箝制壓榨弄得精疲力盡的中國人民頭上，使他們本已竭蹶困頓的生活更加面臨絕境。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風餐露宿、衣食無著的饑民、流民，無異於堆積在反動統治殿堂腳下的無數火藥桶，只要有一點火星。就可以發生毀滅性的爆炸。
再者，由於災荒而大量產生的衣食無著的饑民，為著解決眼前的溫飽，求得生存的權利，紛紛起來直接進行“抗糧”、“抗捐”、“鬧漕”、“搶米”等鬥爭，這種鬥爭成為暴風雨即將來臨的明顯徵兆，加速了滿清封建統治的崩塌。
雖然從辯證的角度來看。災荒會為革命的發展提供機會和條件，但革命黨人能解決呢。無疑，如果要想成為執政黨，窮困和飢餓就是擺在面前的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儘管這可能不是目前迫切的問題，但陳文強在翻看著各地復興會支部。特別是國內的轉來的各種社會情況的報告，卻不得不產生很多的憂慮。
部分地方農村極端貧困的現象，大大超出了陳文強的想象。比如：農村中有的全家幾口人只有一條褲子可穿，天氣冷時，就只能蹲在稻草裡或坐在灶口取暖，有些地方連年輕姑娘也是如此。或者在黑乎乎的屋內，三四個人都窩在冰冷的床上，裹著網狀般的破棉絮，羞以見人。
特別是一些受災的地區。更不堪言，“村莊廬舍多蕩為墟，流亡者十逾五、六。每行數里、十數里罕見人煙。或圍蔽席於野中，或牽破舟於水次，稚男弱女蜷伏其間，所餐則蕎花、芋葉，雜以野菜和煮為糜，日不再食。甚則夫棄其婦。母棄其子，販鬻及於非類。孑遺無以自存”。
一個政府如果能解決人民的穿衣吃飯問題，就是功德無量，特別是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陳文強隱約地明白了在後世在中國建立起來的那個政權，那個領袖，為何會得到廣泛的稱讚了。
但現在，陳文強能做的是什麼呢？向瓊州移民的工作還在繼續進行，不僅僅是逃荒至上海周邊的窮百姓，還有他新建勢力的湘鄂地區。而瓊州，隨著人口的增長，工廠企業的建立，土地的開發利用，則越來越成為革命軍最可靠的後勤基地。
是別人沒意識到瓊州是個大有發展潛力的好地方嗎？可能是這樣，也可能有著其他方面的原因。
從地理上看，瓊州（海南島）位於中國南疆，是溼熱地帶的一顆燦爛明珠，是一個美麗富饒的寶島。她得天獨厚，土地資源、海洋資源、礦產資源、旅遊資源等十分豐富的自然優勢。但是海南的經濟歷來落後於全國的平均水平。這有其歷史根源，也有現實原因。
從歷史根源看，海南自西漢設郡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由於她孤懸天涯海角，遠離祖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歷代王朝把她看成“蠻荒之地”，當作放逐“判逆”人士的流放場所。然而被放逐而來的義士文人使海南文化與中原文化相結合，為海南文明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也給海南帶來了剛直不阿、熱愛祖國、勤奮好學的優良傳統<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reads();</script>。
從現實原因看，海南一直視為國防前哨，政府對經濟建設不做太大的投資，長期執行閉關鎖島政策，使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和“產品經濟”的形勢得以延伸造成一個封閉性的僵化的經濟體系，使地理優勢變成了劣勢。
而自從陳文強在瓊州建立基地，由南至北逐步發展，帶動了瓊州地區的經濟發展，為大張旗鼓地開發建設奠定了基礎。
大量吸引資金，開礦建廠；用拓荒的熱土激發起移民的激情，組織起越來越多的農墾大軍，以新興工業、熱帶農業為基礎，逐步推進瓊州的開發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