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再者，兵工廠的規模尚稱齊整，然而住屋多廠房少，槍彈兩廠空氣不甚流通，夏間暑氣蒸灼，各匠之病不到工者十之四五。製造軍械的原料，也大多來自外洋，因此產品價格昂貴，造不如買倒是很契合。
改造、整合，陳文強對廣東兵工廠的機器裝置還算滿意，畢竟是新購置的，沒有什麼大毛病。而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兵工廠的匠目，也就是技術骨幹。其中曾赴德見習製造工藝三個月（這三個月的見習是以購買德國機器為條件的）的留洋技工更是為陳文強所看重，不惜重金予以挽留。
把廣東兵工廠搬遷至瓊州，無疑使陳文強完全控制了軍火的生產和供給，而輔以科學管理後，創造效益也將是很快便能見到的事實。
搬遷兵工廠的同時，陳文強將兵工廠的數處土地發賣，又籌資兩萬元，投入黃埔船局，除剛剛大修並建成的三座石船塢外，再新建兩座大型水泥船塢，並擴建碼頭；又整修機械，聘請技師，重開維修、造船等業務。
其實，陳文強接手黃埔船局已經有大半年的時間，柯拜、錄順兩座石船塢經修理後可供兩艘千噸級輪船同時入塢，也可合供一艘五千噸的輪船進塢修理。但隨著輪船尺度和噸位的迅速增大，三百英尺以下的船塢，已不能滿足需要。所以。陳文強與德國伏爾鏗造船廠合作，對船廠進行改建、擴建。並從香港招收華籍技工，首先開始製造兩艘三千噸級商用輪船。
為什麼不造軍艦而是商用輪船，而且擴建船塢以修船為要，自然是關係到錢的問題。商用輪船是聯合航運公司下的定單，修船也是馬上能見到收益的，造軍艦那就是白扔給廣東水師了，官府哪有錢給陳文強。
現在陳文強把黃埔船局、水雷局、魚雷局全部收到手中，兩艘三千噸級的商用輪船也出廠一艘。另一艘再有月餘也能下水試航，賺到的錢已經夠這三個局一年的維持費用。
兵工廠、製造局這兩個產業安排完畢，陳文強又把鹽運使的職權充分使用。派人巡視廣東各鹽場，裁撤冗員，實行現代化的生產和管理辦法，提高產量和質量，降低成本。同時，陳文強開始在智囊團的策劃下，改革廣東鹽政。
說到鹽政，在整個清朝時期也進行過數次改革。但官場的*，監管的缺失，朝廷對利益的追求。使鹽政由綱法而變為票法，經過數十年的流變，卻重新迴歸到綱法的舊路上。
而通常來講，制度變遷有兩種型別：誘導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綱法在實施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對現存制度有強烈的需求，這是制度的鎖定效應，即制度的路徑依賴模型。在這種情況下，靠自發的需求誘導制度變遷，是不能夠實現轉變的。這種鎖定狀態的打破必然要依靠引進政府的強制性行為。
陳文強有勇氣，有魄力。但對改革也慎之又慎，只是在廣東試行鹽政改革。
首先是廢鹽引而行鹽票。使鹽業向更多商人開放。只要到鹽政衙門領票就能經營，鹽業行銷的地界大大拓展，來去自由。官府按票加稅，持有鹽票越多的商人，稅負越高。
其次是官運商銷，利用廣東的沿海優勢，僱用聯合公司的輪船，將鹽批次運至各沿海港口，各鹽商可憑票在就近港口倉庫領鹽。
再有一項則是官督商銷：由鹽運使衙門主持，召集各地鹽商抽籤選出鹽商協會，與鹽運使衙門確定加價額度，大致以二成為最高限價，以鹽場出鹽成本為最低限價，儘量避免惡性競爭，形成大商吞小商的壟斷局面<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reads();</script>。
最後一項改革措施則是廢厘為稅，有票運鹽，在廣東境內各厘金局不再收費，減少運鹽成本和盤剝環節。
縱觀有清一代的鹽法變革，無非是在綱法（鹽引）與票法之間遊走。票法之精髓，當在商人持票運鹽，自由競爭，不得世專其利。故票法之利，利在小商小販，小商多則大商不能壟斷，商無壟斷權力，惡習必少，官場積弊亦少，浮費得以減輕，本輕利厚，因而運銷兩旺，官府、商人與民眾各得其所。
事實上，陳文強的改革措施有創造，卻也有抄襲。但他和智囊團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革除了綱法的積弊，也彌補了票法本身的致命缺陷，更使官商勾結的機會大大減少。
不管你是大商人，還是小民販，只要在各地鹽運使衙門持銀領票，領到的鹽的價格幾乎是相同的。規模化的運輸和就近取鹽減少了個人運輸的成本，廢厘為稅減少了盤剝環節，限價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惡性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