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求憲政派積極地參加革命，只需要他們在革命大發動後採取合作態度，至少不是為敵就夠了。
說到憲政派，雖然在擁有武力上是個薄弱，但在地方的威望，在實業、工商的實力，卻是非同小可。最重要的，他們都存在於體制之內。
體制之所以成為體制，是由人際關係之勾連錯合，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社會機制。在外部撼動，想影響到構成體制的社會關係結點，相當困難。但由內部撼動，體制內的一個社會關係結點發生變化，就會形成擴散效應，導致整個體制發生變化。革命是難是易，便完全取決於體制內的人是否有這個意願。
這就象一個屋子，屋外的人想喚醒屋內人，隔著牆壁、門窗呼喝叫嚷，效果可能不大，屋內人要做到這一點則很容易。
而清朝的滅亡，不是亡于軍事，而是亡於政治。它敗亡於自己已經啟動了的政治改革，卻又愚蠢地將政治改革的路堵死，使大部分立憲派對清廷“政治絕望”。關鍵時刻，它當然會和革命派合縱，則革命之勢，至此定矣。
當然，如果外部的革命力量已經足夠強大，政權更迭已經昭然若揭，那立憲派也是識時務地靠攏過來，以合作和支援來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利。
陳文強所採取的便是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倒逼清廷，使立憲派早日“政治絕望”或不滿；一方面造成革命轟轟烈烈，不可阻擋的大勢所趨，促使立憲派選擇站隊。
就現在他所倡議的預防之策，便隱含著這兩層意思。一是要擴大請願運動，二則是在革命真的爆發後，要求立憲派人士儘量採取合作態度。
說到底。立憲派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可以使社會秩序儘快安定，甚至是和平易幟；同時，立憲派因為多是紳商。最怕的便是社會動亂，最擔心的便是自己身家的安全。所以。陳文強要達到這個目的，並不是很難。
而就當時的形勢而言，很多立憲派人士也是腳踩兩條船，即便暫時不參與革命，可也不得罪革黨；甚至有支助錢財，樂見其成的。
不僅這些立憲派選擇騎牆，連清廷的官員也是如此，甚至有高官厚爵者。比如端方向革命黨輸錢買命。袁世凱厚贈革命黨殺手……
這真是相當奇怪的現象。要說歷史上的滿清，在一年前還似乎是欣欣向榮的景象，可一年後便被推翻，又是誰能料到的事情呢？就象歷史上同盟會數次起義都以失敗告終，武昌一場非常偶然且沒有充分準備的叛亂卻拉開了推翻清廷的序幕。
難道說明眼人都看出了清廷已是朽空的大樹？陳文強認為並不是這樣<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reads();</script>。原因呢，恐怕與中國人的本性，或者說是傳統思想有關。
凡事留一線，日後好相見；腳踩兩條船，左右能逢源；風往哪邊刮，人往哪邊倒。諸如此類的所謂名言警句。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國人的行為。當然，這其中也有革命黨暗殺的威懾，以及對清廷*無能的失望。
憲政派這邊的預防針打過了。陳文強算是鬆了一口氣。他在上海逗留，也正是為了溝通各方，或試探，或爭取，來確定革命之後在東南要採取的策略，以及所要調動的兵力。
陳文強既然沒有與北洋軍死磕，使國家避免陷於長期動亂的主意，就要力爭打出一個南北對峙的局面。也就是說，光在西南和武漢、上海取得革命勝利還嫌不夠。南京如能光復，才是一個比較明確的標誌。
當時在南京城郊各地的清朝軍隊。有統制(師長)徐紹禎率領的新軍第九鎮一萬餘人，江防營約六千人。巡防營約六千人，徐州鎮清兵兩千人，督署衛隊兩千人，旗營兵三千人，兵力總數三萬多人。
顯然，清廷對於南京這個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城市是非常重視的。但清廷肯定不會料到，新軍並不是他們忠實的守護者，而將是掘墓人。看似雄厚的兵力一下子便去提了將近一半，而旗營糧餉虛耗、軍紀敗壞、戰鬥力低下，不足為慮；最有戰鬥力的便只是江防營、巡防營和督署衛隊這一萬多人。
這樣計算下來，只要新軍倒戈，再有上海革命軍的助陣，光復南京似乎並不算太困難。
當然，這只是紙面上的計算和籌劃，戰爭還有很多其他決定因素，也有很多偶然性。陳文強要做的只是儘量使有利方面向革命軍傾斜，卻不可能保證凡事都按計劃那般順利實施。
對於軍事，陳文強一直承認是自己的弱項，有這樣的自知之明，他當然要請來專家主持。就象革命大發動時，各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