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錯了意，自招譏笑。
從當時的國際形勢來看，甲午戰爭後，日本已經崛起，西方帝國主義者們對於龐大的中國龍是否將在已經西化的日本的帶領下奮身而起是十分擔心的。再從德國自身的利害關係來看，最為憂慮的便是受到法俄兩國的東西夾攻。
而沙俄在1880年的《柏林條約》後向巴爾幹半島方向擴張受挫，便將擴張方向轉向了遠東，沙俄與日本兩國在朝鮮與中國東北開始了激烈的爭奪。德國巴不得沙俄將注意力轉向東方，所以一再宣揚所謂的黃禍，希望把沙俄的力量拖在遠東。
現在的沙俄和日本正處於關係最緊張的時候，各帝國主義國家在遠東問題上也形成兩大集團：一個是英日同盟，以美國為後盾；另一個是法俄同盟，而德國在歐洲反對法國，在遠東則支援俄國。
德國突然暗示與中國的合作的熱情，其用意是什麼呢？在陳文強看來，這是黃禍論的升級和調整，有把中國從黃禍論中摘除出去的意思。也就是說，黃禍論可能會專指日本而言。
顯然，在日俄的矛盾已經十分激化的情況下，德國方面認為黃禍論已經達到了目的，而且打擊面太廣的弊端也日漸顯露。
在庚子事變前，德國已經逐步確立了其在華銷售軍火的優勢地位。特別是克虜伯火炮，更是為清廷所青睞。為了鞏固市場，德方在清廷內部積極建立人脈，並與清朝歷任駐德公使關係融洽，以保持軍火銷售渠道的暢通。
而且，德國在清政府心目中確立的“良好形象”也有利於其軍火銷售。在佔領膠州灣以前，德國並沒有大規模武力侵略中國，它主要透過最惠國待遇取得了一些條約特權。中法戰爭期間，雖然法國施行軍事封鎖，但德國仍然繼續向清政府出售軍火。甲午戰後，德國還與俄、法一起向日本施加壓力，迫使其將遼東半島歸還中國。這就給清政府造成一種假象，以為德國是對大清王朝“最友善的西方國家”。當時很多華人也對德國抱有希望，這為其銷售軍火提供了便利。
但義和團事件後，德國所營造的便利條件幾乎全部化為烏有，軍火貿易一落千丈。而英日同盟使德國在中國的勢力受到壓制；黃禍論的宣揚，使中國人對德國的印象一落千丈；還有八國聯軍司令瓦德西在提交給德國政府的報告中言明：“中國群眾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這使德國政府開始考慮是否能扶持滿清來對抗英日兩家。
同時，賣給中國武器等也是必要的，如果因此而使中國能拖住日本和英國在亞洲兵力。讓英日同盟在和中國的對抗中流光血液，德國便能更方便地在歐洲收拾殘局。
所以，德國作出這樣的姿態，其目的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就象其他列強國家高規格接待清政府的軍艦採購團隊一樣，不是瞧得起，也不是什麼真實的尊重，而是想撈取利潤，並且伺機扶植代理人，藉以打擊對手。
這樣詳細地分析之後，陳文強雖然覺得不能夠太過樂觀，但能否從中獲取利益，也是值得嘗試的選擇。當時的中國，必然要左右逢源、縱橫捭闔，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拉此遏彼，才能夠在夾縫中尋找到一條興盛的發展道路。
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有足夠的資本，就要使德國覺得扶植復興會比扶植滿清更有利可圖。說白了，就是要有被利用的價值，雖然不好聽，但卻是事實。
而滿清的腐朽無能是列強心知肚明的，對於其的滅亡也有或長或遠的估計。這也就有了日本默許或縱容暴力革命黨；美國則透過文化滲透和侵略，來培育親美的政治精英。目的都有一個，培養和扶植在中國的親近派和代言人，以便在以後的變革中佔據有利的地位。
既然如此，德國也就是一個可以選擇合作的物件。至少在地緣關係上，德國沒有日本那麼巨大的威脅。甚至在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有對於德國作出的讓步和犧牲，都有一把收回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