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楊篤生和章士釗互相交換著眼神，在權衡著利弊關係。半晌，才陸續點頭，由楊篤生開口陳述。
當時帝俄強佔東北，不斷提出無理要求，上海各界召開拒俄大會，並組織拒俄義勇隊。然此時卻有一人，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割地聯俄”主張。此人名叫王之春，弱冠從戎，先後作為曾國藩、李鴻章和彭玉麟的部屬，參與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歷任山西巡撫、安徽巡撫、廣西巡撫。曾出訪日本、俄羅斯、德國、法國，多次向朝廷上書自強新政，思想上屬於洋務派。
因為王之春在廣西任內聯絡法*隊絞殺革命者，並將廣西多出路權、礦權低價轉讓給法國。其賣國行為引發眾怒，聲討王之春的呼聲愈來愈高，並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拒法運動，清政府被迫將王之春革職。此後他移居上海，仍不甘寂寞地重拾他“聯俄拒日”之計，日日會晤俄人，更不合時宜地丟擲“割地聯俄”主張，遂成為革命黨行刺的首選目標。
“王之春在上海有一摯友，乃淮軍名家吳長慶之子吳保初。我等計劃利用其名義，邀請王之春前來赴宴。”楊篤生一邊觀察著陳文強的神情變化，一邊頗有自信地說道：“熟門熟路，王之春自然毫不懷疑。我等便可在赴宴地點將其刺殺。若成功刺殺王之春，則將是繼蘇報案之後又一振聾發聵的壯舉，將直接激發革命者殺身成仁的志氣。”
陳文強見楊篤生說完後注視自己，不禁微微一笑，說道：“楊兄不必客氣，有什麼事情要文強幫助，儘可直說。”
楊篤生點了點頭，說道：“萬事俱備，只差武器。想請陳兄購買手槍兩支，則大事定成。”
陳文強略微沉思了一下，痛快地答應道：“三日之後，手槍送到。”
“文強不僅財力充實，亦是上海灘的江湖大佬，這點小事，當不在話下。”章士釗既是誇讚，也把陳文強擠到了不能反悔的境地。
陳文強自知其意，卻不在乎，笑著和眾人談天說地了一番後才作別各去，卻不再提要帶眾人去看什麼這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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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上看，革命黨人的暗殺活動，確實收到了破壞*政體、震懾*政體內統治者的威力，而作為一種配合武裝起義或懲辦一些窮兇極惡的反革命劊子手的手段，暗殺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懾和擾亂敵人的作用。
誠如吳樾所言，暗殺具有“殺一儆百”之效。萬福華刺殺王之春，是為了警告那些“賣國”之輩；王漢刺殺鐵良、李沛基刺殺鳳山，是想威脅清廷那些反動權貴；吳樾刺殺出國考察憲政五大臣，是為了破壞當政者利用憲政進行“欺騙”的陰謀；汪精衛刺殺攝政王，則是表明推翻清廷的決心。
在這些近似瘋狂的暗殺聲勢中，革命者的偉岸形象得以樹立，當政者也聞風喪膽。暗殺行為被革命青年競相模仿，從廣州到北京，不經意間即有槍聲、爆炸聲震破某位顢頇官員的迷夢，甚至使之一命嗚呼。
革命黨人的暗殺，不僅陷清朝大小官員於恐怖之中，也使悍酋大吏們談虎色變，不敢再輕易對黨人施以辣手和毒手。例如歷史上徐錫麟刺殺恩銘後，清廷達官貴人之言：“革命不足畏，惟暗殺足畏！”遂秘密遣人到東京，同盟會捐萬兩白銀，以求保全自己的腦袋。
而兩次受到刺殺而未死的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在武昌首義之後主動向革命黨人投降，不能說不是由於暗殺之震懾。彭家珍刺殺良弼，從最關鍵處促成了清王朝的覆亡。難怪良弼臨死時嘆言：“殺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亦隨之亡矣！”由此可見，暗殺確實產生了強大的政治震撼力。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革命暗殺事件層出不窮，卻由於種種條件的侷限，比如刺客對槍械的使用不熟、暗殺準備不足或不慎、暗殺物件的防範措施嚴密以及諸多偶然因素，暗殺行為敗多成少，實際收效並不如預期的大。
而從陳文強的專業角度來分析，暗殺和殺身成仁，在通常情況下，不應該是劃上等號的。暗殺又不是自殺襲擊，非要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而且，暗殺如果只是同歸於盡，那當然簡單，卻不是陳文強所讚賞的。
耐心地刺探偵察，精心地籌劃準備，勢如雷霆的一擊絕殺，巧妙周密地撤退遠遁……難道專業性的暗殺不應該是這個樣子嗎？難道暗殺不應該由專業人士來操作執行嗎？
而就刺殺賣國賊王之春來說，沒有保鏢，不是高官，只是一個寓居上海的老朽，只有僕人和車伕，簡直太稀鬆平常了。別說是稍加訓練的勇士，就是個地痞流氓，用匕首、斧子也大有可能來完成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