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結果，認為“傳統中國”是一個“停滯不前”的社會，與代表“現代”的近代西方文明格格不入，中國只有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才能從沉睡中驚醒，躋身現代文明國家。
上個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來，一些年輕的美國學者，包括當時旅居美國的華裔學者，不滿“挑戰—回應”模式和“傳統—現代”模式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西方中心主義偏見，嘗試從“中國中心觀”的視角看待晚清以來的中國近代歷史，他們發現晚清以來國家與社會之間充滿各種張力，並以此作為研究晚清史和中國近代史的切入點。如華裔學者張仲禮、瞿同祖、何炳棣和蕭公權等有關明清以來中國鄉紳社會的研究，從不同角度探視了紳士階層在國家和社會互動中的地位、角色及影響。美國學者孔飛力（）、白蒂（）、蘭金（MaryRankin）、蕭邦齊（）等人的關於晚清以來地方精英權力的擴張對於傳統社會解體的影響的研究，又進一步拓寬和深化了鄉紳社會的研究。目前，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中關於“市民社會”、“公共領域”或者“第三領域”的討論，實際上都是“國家—社會”這一研究理路的繼續和發展。當然，其中也受到了西方一些新的理論和思潮的影響。
受海外學者研究的啟發，同時伴隨國內社會史研究的勃興，晚清以來中國近代國家與社會的研究也逐漸成為國內史學界的研究熱點。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史學界不但發表了大量有關晚清士紳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論著，而且對中國近代商會問題、義賑問題、農村社會發展狀況問題，以及城市茶館、公園、報館的現代性問題，都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國內史學界近些年所做的這些研究，應該說或多或少都與“國家—社會”的問題意識有關，有些則是對這個問題所做的直接回應。
“國家—社會”研究模式對推動晚清史和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自不待言。但檢視國內外學界在該研究模式之下所做的相關研究，亦暴露出一些值得反省的問題。其一，“國家—社會”研究模式作為對“挑戰—回應”、“傳統—現代”研究模式的一種反動，其在研究中往往受模式的限制和束縛，畫地為牢，作繭自縛，過於突出和強調中國中心觀，不同程度地忽視晚清以來中國近代國家與社會的變動深受外來因素影響的事實。其二，受後現代主義理論影響，將晚清以來中國近代國家與社會的研究與以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完全對立起來，作為對國內以往“革命史”研究模式的一種否定，將國家與社會的研究界定在社會史研究領域，將社會史的研究與政治史的研究人為地割裂開來。其三，作為這種研究傾向的一種發展，有關中國近代社會史的研究出現趨於瑣碎的流弊。其四，在有關晚清和中國近代國家與社會的研究中引入“市民社會”、“公共領域”話題，則有悖“國家—社會”研究模式最初之本意，重蹈西方中心主義窠臼。
四、點兒背也得賴社會…晚清軍事衰亡，根本原因在於國家生命力（2）
其實，倘若不受研究模式的限制，有關晚清以來中國近代國家與社會的研究應該既不是中國中心觀的，更不是西方中心主義的。近代中國國家與社會的演變，其動力既有來自於中國內部，同時也有來自外部的衝擊，這是晚清以來的歷史與以往中國歷史的不同之處。而從學科的劃分來說，有關晚清以來中國國家與社會的研究，應該說既是政治史研究的內容，也是社會史研究的範疇。我們研究晚清以來國家權力的演變，就得研究晚清以來的國家制度、政策，研究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研究一些重要的政治勢力和派別等等，這些顯然是政治史研究的物件。即使一些看似純粹為社會史研究的內容，諸如儀式、習俗、婚姻家庭、人口等問題，其實也離不開政治史的研究。儀式、習俗、家庭婚姻、人口等社會問題，畢竟或多或少受國家的法律制度、政策和意識形態及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影響或制約。社會是國家產生的溫床，反之國家又是控制社會的機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性質，決定了研究晚清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必然既是社會史研究的物件，同時也是政治史研究的物件。
最近舉辦的首屆“晚清國家與社會”國際學術討論會，目的就是要促進社會史研究與政治史研究的結合，突破“中國中心觀”和“西方中心論”的偏頗。儘管有些與會學者對“晚清國家與社會”的內涵與外延，尚有一些不同意見，但會議討論的內容實際上踐行了本次會議的旨趣，實現了政治史研究與社會史研究的對話，實現了“中國中心觀”與“西方中心論”兩種截然對立的思維定式的對話與融合。在與會學者所提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