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要耗費做媽媽的多少精力，即使按照當時的戰時供給制度，公家可以出錢僱用一個保姆，母親的擔子仍然是很重的。每當毛澤東同賀自珍發生口角，賀自珍覺得，毛澤東罵她的話對她刺激最大的就是：“你政治上落後”，“你政治上不進步。”對此，賀自珍感到萬分的委屈。
按照賀自珍的性格、她決心要去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於是她向組織上打了口頭報告，又向毛澤東宣佈了她的決定，並著手了走的準備。
賀自珍要走，並沒有提到他們夫妻間感情的裂痕，只是說留在身上的彈片使她渾身疼痛，她想把彈片取出來。她是在毛澤東不同意並且一再勸阻的情況下堅決要走的。
“我一定要走”
毛澤東看到賀自珍要走，極力挽留她。他知道，她這個時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關，曾經說了一番十分動情的話：
“我這個人平時不愛落淚，只在三種情況下流過眼淚：一是我聽不得窮苦老百姓的哭聲，看到他們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淚。二是跟過我的通訊員，我捨不得他們離開，有的通訊員犧牲了，我難過得落淚。我這個人就是這樣，騎過的馬老了，死了，用過的鋼筆舊了，我捨不得換掉。三是在貴州，聽說你負了傷，要不行了，我掉了淚。”
毛澤東所說的賀自珍在貴州負傷，就是指的在長征路上賀自珍被炸彈炸傷那次。賀自珍當時傷得很重，七竅出血，差點死去。連隊曾經想過把昏迷的賀自珍留在當地老百姓家，怕路上的顛簸加速她的死亡。請示毛澤東，毛澤東不肯，說：她要留下來，準死無疑。就是用擔架抬，也要把她抬著走。毛澤東把自己的擔架騰出來給賀自珍用，自己騎馬。後來賀自珍說，要不是毛澤東，她早死了。
負氣出走（3）
毛澤東說完這番話後，又接著說：
“我現在的情況，同在王明路線時期不同了。我有發言權了。以後不會再讓你像過去那樣，跟著我受那麼多苦了。”
這些，都是肺腑之言。
賀自珍聽了這番話，如果稍微冷靜想一想，考慮一下她的行動的後果，可能會改變自己的主意，情況就完全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了。可惜的是，她當時太欠思考了，她拒絕了毛澤東這種心的召喚。
在很多年以後，賀自珍每逢想起毛澤東說的這番話，就要流淚。這是性格剛強的毛澤東，在向自己的妻子袒露他的心扉，訴說他的至深至愛之情。可是，當時性格倔強，而又滿腔怨氣的賀自珍，並沒有真正領會毛澤東講話的含意，用最冷漠的態度回答毛澤東，這就是“我一定要走”。
賀自珍是個性格溫柔、文雅的人，從來不大聲說話，更不用說動手動腳了。但她並不軟弱，她外柔內剛，有的時候可以說很倔。當她一旦對某個問題形成自己的認識以後，十頭牛拉她都不會轉彎。當年，她才17歲，大革命失敗後，反革命的烏雲瀰漫全國，她隨時都有被殺頭的危險。她的許多同窗好友，紛紛脫離革命，嫁了人，躲進安樂窩。而她，偏不肯低頭服輸。她不管將來等待她的是什麼命運，毅然跟著當時被稱為“土匪”的袁文才的隊伍，上了井岡山，這就是賀自珍的性格。如今，她又拿出這種不顧一切的勁頭，堅持要走。她把嬌嬌託付給奶母，收拾起簡單的行李，終於一個人走了。這是1937年底的事情。
毛澤東多次挽留
賀自珍到了西安，抗日戰爭的時局出現了新的變化：上海已經淪入日本帝國主義之手。上海去不成了，她住在中共駐西安辦事處，不想回延安。這時，毛澤東託人捎來了口信，讓她回來。毛澤東說：以後延安的醫療條件也會好起來的，你的病可以在延安治。
毛澤東還給賀自珍捎來一個小木箱。這個木箱像過去婦女梳妝用的梳妝盒那樣大小，是毛澤東特地請警衛員釘的。賀自珍開啟一看，裡面裝的是她日常使用的，沒有帶走的小東西，裡面還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是她經常切水果和小食物用的。捎東西來的同志告訴賀自珍，他都要出發了，毛澤東又想起這把小刀，親自放進去的。毛澤東給賀自珍捎來了小木箱，也捎來了他希望互相諒解的殷切之情。
事實上，還在慪氣的賀自珍，並沒有忘情於毛澤東。她身在西安，心卻飛回了延安。她惦記著毛澤東的健康與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條共同蓋了多年、燒了一個窟窿，記錄了他們愛情的紅毛毯帶出來，他的被褥更單薄了，他晚上不冷嗎？他們住的那個吳家窯是非常潮溼陰冷的。於是，她用自己積攢起的津貼費，上街買了一床新棉被，親手縫好，託人捎到延安給毛澤東。這床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