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驗。先是李立三的左傾路線，接著是“富田事變”，王明的“左”傾路線，還有張國燾的分裂活動，等等。歷史已經證明，無論出現什麼樣的艱難險阻，毛澤東、朱德和陳毅，始終肩並著肩，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由於他們之間的信任和友誼，使我們的黨渡過了一個又一個危機，繞過一個又一個暗礁，沿著勝利的航向，不斷前進。
彈雨槍林生死情（1）
保管員·情報員·宣傳員
從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年底，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紅軍和紅色區域有了比較大的發展。紅軍在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的基礎上，成立了紅一方面軍，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和紅一方面軍政委。這時，贛南根據地和閩西根據地已粗具規模。
這段時間，毛澤東一直轉戰在贛南、閩西和廣東，為擴大革命根據地奔忙。他對賀自珍說：
“戰鬥頻繁，你不用跟著我轉來轉去了。現在有了一點條件，你去學習一下吧。”
賀自珍高興極了。這是她夢寐以求的事情。於是，她進了福建上杭的師範學校。
她在這裡讀了一年左右，蔣介石的第一次圍剿就開始了。緊接著是第二次、第三次。蔣介石集中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十萬，二十萬，三十萬，戰鬥一次比一次殘酷。按照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是誘敵深入，反圍剿的戰場在根據地。因此，根據地的軍民都動員起來。賀自珍的讀書生活中斷了，她回到總前委，跟隨著毛澤東進行反圍剿的戰鬥。
面對數倍於自己的敵人，紅軍粉碎一、二、三次圍剿，採取的都是機動靈活的運動戰，用戰鬥部隊大幅度的快速調動，出奇制勝，打擊敵人。這樣，部隊差不多天天要行軍，有時甚至是連續的強行軍，中途休息的時間很短。賀自珍經常只能挨著山邊的岩石靠一靠，打一盹，同志們一碰胳膊肘，說聲“走了”，便又上路了。
她仍然負責檔案的保管工作。總前委秘書長古柏的愛人曾碧漪身體不好，也同賀自珍一起管檔案。每次隊伍出發，檔案箱由僱來的挑夫挑著，她們就跟在後面走。
她們保管的，除了黨的檔案、中央發來的電報外，還有白區黨組織送來的情報。她們不僅負責管理死材料，還主動蒐集活情報。
經常的急行軍，使賀自珍疲憊不堪。她對曾碧漪說：
“現在要是讓我躺下來美美地睡一覺，我能睡它三天三夜呢！”
“是呀，我也想睡覺，要是能睡一會兒，就是一兩個鐘頭，我就知足了。”曾碧漪這樣回答。
可是，好容易盼到隊伍停下來，她們又忘了那個美好的願望，顧不上睡覺了。隊伍一停下，她們便急急忙忙走進村莊，去找當地老鄉瞭解敵情。在反圍剿的鬥爭中，紅軍經常同敵軍兜著圈子走。敵人到處追蹤紅軍主力，企圖進行決戰。因此，常常出現這種情況：昨天敵軍在這個村莊駐紮，今天紅軍開到這裡來了。紅軍有專職的偵察員瞭解敵人的動向，可是她們兩個人覺得光這一條渠道瞭解敵情還不夠，她們是總前委的後勤，負責為總前委領導提供情況，有責任蒐集更多新的、活的情報。因此，沒有任何人交給她們這個任務，她們卻主動承擔起來了。
蘇區群眾對紅軍比較瞭解，有深厚的感情。她們來到鄉親中，群眾總是詳細地告訴她們敵人是什麼時候到這裡來的，什麼番號，有多少人，向哪裡走了。她們把了解的情況及時向總前委報告。她們的報告，同偵察員的情報，往往互相印證，互相補充，使總前委對敵情作出正確的判斷。後來，總前委的領導很重視她們反映的情況，有時還主動向她們打聽敵人有什麼新的動向。
她們是檔案的保管員，又是宣傳員。毛澤東向來重視軍隊的政治工作，也重視群眾的政治工作。在他的倡導下，紅軍從幹部到戰士，人人要做群眾工作，這已經成為紅軍的傳統了。賀自珍回憶說：
“毛澤東愛用魚水關係來形容紅軍同群眾的關係。他說過，三國時候的劉備，把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做魚，用這個比喻說明諸葛亮重要。我們共產黨人是把群眾比作水的。只有把根子紮在群眾中，我們才能打勝仗，立於不敗之地。這個道理，紅軍上上下下都懂得。所以，即使在古田會議以前，紅軍中存在一些舊軍隊的作風，如打罵士兵等，但很少聽說有打罵群眾的。”
毛澤東還常常教賀自珍做群眾工作。他說過，要同群眾打成一片，一定要做到三條：同群眾生活在一塊，勞動在一塊，吃苦在一塊。
這幾點，賀自珍都做到了。她常常是在一邊幫助群眾幹活一邊調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