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薇薇成了一大問題。內部印成了絕密材料，一個個神情詭異，似乎犯了什麼大事。
一位相對年輕一些的同志，在發言中說：“就在尹薇薇們咀嚼著他們的渺小的悲哀的時候，一列列火車拉著建築材料在平原上飛跑，一座座大橋矗立起來，一座座水電站開始發電，一臺臺嶄新的車床銑床飛速旋轉，一處處農業合作社喜奪豐收……你與你的尹薇薇，是多麼渺小，多麼卑鄙！”
他講得義正辭嚴，雄辯滔滔，極具說服力與煽動性煽情力。除了不合邏輯與略顯俗氣以外，符合一切要求。
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我偶然地找出了《尹薇薇》的原稿，我把它化用到新作《紙海勾沉——尹薇薇》中，發表在《十月》雜誌上了。為此還獲得了《十月》雜誌的冰熊獎。
這兩篇短東西是我的一個時期的寫作的結束。我願說它們是我的婚前寫作、童男子寫作的最後篇章，雖然後一篇可能是完稿於新婚之後不久。一個青年人，不論男女，童真時期與有了伴侶以後，心情感受是頗為不同的。前一個時期，他或者她比較彆扭，有些誇張，耽於幻想，磨磨唧唧，往往立論於太空，抒情於鏡子之前，奇想於回憶與聯想之中。後一個時間段呢，又可能找不到感覺，江郎才盡，眼高手低，好為人師，嘲笑和惡毒漸漸取代了靈氣和善意……
有一句話是我很久很久之後才有所覺察的：風大了，風大了，風大了。是預兆嗎？是巧合嗎？是文學的讖語？是本能的直覺？大風起兮，雲飛揚，豎起領子兮，難無恙！
。。
二十二、我與五十年代（1）
1957年5月，在“鳴放”的關鍵時刻，我在工廠接到通知，說是市委將派車來接我去機關看一個檔案。我等了幾個小時，又通知我不去了。
後來我明白了，這是我的命運的一個關鍵情節。毛主席在當年5月15日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的問題，批判修正主義的問題，給高階幹部看，先在高階幹部中做好從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到反對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導思想的轉變。當時有一種說法，就是對於那些要重點保護的黨內外人士，可以提前給他們打招呼，給他們看這篇文章。我是怎樣從可能被重點保護，經過一個下午，最多兩個小時，改為不再保護了呢？詳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禍也不是我能說得清的。但是我可以認定，這不是市委的事。當時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原團市委書記張大中後來曾經明確地告訴我，市委宣傳部未過問過我的劃右派的事。他說市委文教書記楊述還曾提出王蒙的運動中的“問題”由市宣傳文教口抓，但有關黨委部門不同意，王既然是團幹部，就不能特殊，只能由黨團口抓。其中含義不難推測。市委主持工作的副書記劉仁同志，對我也是呵護的。我在六十年代由作協出面調動去了新疆，他事先不知此事，後來知道了，很不高興，他身邊的人告訴我，他自言自語幾次：“怎麼調到新疆去了？”
我不知道回憶錄寫到這裡出現了什麼問題，從1953年開始寫作以來，我的回憶太圍繞著個人的遭遇了。其實我比較不喜歡一味地說個人那點臭事，委委屈屈，得得失失，恩恩怨怨，酸溜溜，灰溜溜，叫苦連天。尤其是一個寫作者，如果他的寫作離不開個人的那點得失悲喜，離不開他個人周圍三尺三方圓的那點破事，煩人不煩人，丟人不丟人啊。
還是放眼世界，放眼中國吧。五十年代，開玩笑嗎？新中國，土改鎮反，整頓財經，平抑物價，解放海南島，進軍西藏，抗美援朝，上甘嶺戰役，立足未穩的新中國頂住了強大的美國戰爭機器，別了司徒雷登，再評白皮書，中蘇友好，斯大林逝世，第一次全國人代會，制定憲法，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思想改造，高校改革，批判《武訓傳》、胡適、俞平伯，潘查希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萬隆會議，五年計劃，三大革命運動，三大社會主義改造，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五十年代中期提出了十五年超過英國的目標……多少雄心，多少舉措，多少新章程、新招數，多少嘗試，多少勝利，多少遠景！天行健，自強不息！
我的青春是高調的。蘇式的說法是從勝利走向勝利，時代的榮譽、智慧和良心，磐石般的團結。中式的說法是，照到哪裡哪裡亮，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人民江山萬年長。我經常處在滿意、讚佩、自信、驕傲、服膺、掌握著歷史的舵輪、戰鬥在最前線的自我感覺之中。
清除了北京市區的垃圾，修起了王府井百貨大樓，建設了會剎海體育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