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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那些現場 那些時光
“由於我們只能夠和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度過共同的時光，只能夠接觸一些人，因此，親臨現場恐怕是最接近跨越人與人鴻溝的保證。在這一點上，我們直接面對的是，我們有限的生命既神聖又悲哀。”這是John Durham Peters《Speaking into the air 》末尾的一段話。一位讀者在亞馬遜網上書店發表評論說，他把這段讀給朋友聽，兩人禁不住潸然淚下。
在一個交流通道無比豐富，但個體生命又備感孤獨的今天，還能有什麼可以勝過“現場”所帶給我們視覺上的強大沖擊和心靈上的深深慰藉？
與Tiger首次對話是在2004年夏季北京首都機場一間茶室裡，第二次見面已是一年之後，地點轉到了鳳凰衛視香港總部，就在我與他的眼神再度相遇的時候，我驚詫於兩個現場的Tiger內心變化是如此巨大，從“在臺灣的閣樓上看月亮”的Tiger到“從維多利亞海灣看世界”的Tiger，鳳凰衛視對一個臺灣男人的鍛造是如此神奇，“是鳳凰讓我懂得了‘宏觀’這個詞”，他說。一個詞語的力量有多大？Tiger的“宏觀視野”不僅幫助他實現了“連線全球新聞現場”的夢想，也幫助他超越了家父去世的個人痛苦。今天我每次與Tiger在螢幕上相遇，面對他身體前傾的經典姿勢，我也總是習慣身體前傾，我和Tiger始終相信，這是能夠進入“現場”的最佳姿態。
一年時間，對“真相的好奇”吸引著我們從一個“現場”奔向另一個“現場”，在到達鳳凰每一個分部的路途上，我總是提前調整好並保持著這個姿勢，儘管很累，但能讓我緊張起來，這種態度確保了我能夠“身入”60多個現場的時候也能夠“心入”其中。在現場——這個與“真相”最接近的地點，60多位鳳凰人用眼神的色澤、聲調的抑揚、身體的姿勢“形構”了“鮮活的鳳凰”，我們的記錄與傳達也力求忠實於“現場”的資訊，並仰仗敏感的觸覺和專業的視角捍衛一個完整意義上的“現場”。
在通往現場的路上，我們的身份和資歷註定了腳步是蹣跚的，是諸多人士的指引和帶領，我們才得以完成這個巨大的工程：
———感謝鳳凰衛視劉長樂總裁和王紀言臺長
劉長樂先生和王紀言先生對鳳凰十年的口述不只是關於他本人以及他和鳳凰衛視的一切，而是一個電視時代裡一代電視精英的光榮和夢想。
———感謝我的導師鍾大年教授
《口述鳳凰》的整體框架是鍾大年教授在廣院“水煮魚”餐廳邊吃飯邊擬定的，數個小時之後他的身影就出現在香港九龍紅矗�鍩宋朗幼懿孔恃短�恕：託磯嗌磧按掖業姆鍩巳艘謊��際σ運�揮行�實男卸�蛩�難���妥耪庋�桓齙覽恚好懇桓鏨材羌淶美吹鬧腔鄱際淺ぞ美妥韉慕峁��
作為媒體行業的小輩和後輩，我們能做的就是———用“學院派”的大腦和“實務派”的雙腿“思考，並且堅持行走”。
———感謝鳳凰衛視劉春先生、王多多女士，張林先生，段敏女士，沈蓓蓓女士給予此書學理上的權威指導和關鍵事務上的傾力協助。
———感謝中國傳媒大學傳媒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喬保平先生在此書的採訪前期和製作後期所做的富有價值的把關和指點。
朱冰 2006年3月於
中國傳媒大學傳媒發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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