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些獎勵，以酬其功。”
“呃，這個是自然。”蔣委員長點著頭，“他的申請，我是基本照準的。楊天風這一點就做得很好，不是那種貪慾無節的人。如果改裝飛機真的見效，能給日軍飛機以沉重打擊，讓他留幾架，也算不了什麼。”
正說著，戴笠前來求見，蔣委員長和陳布雷才結束了商議。
……………
1937年，上海戰事結束之後，國*軍雖然撤退了，卻留下了一筆可怕的“遺產”——恐怖活動和藍衣社。
按照某位外國觀察家的說法：“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警察本來可以輕易地剷除這一怪物，但卻任其發展，乃至養虎貽患，使得這一怪物嗣後不時地要找些犧牲品來滿足其食慾。”
事實上，那位外國觀察家的觀察顯然還停留在表面，不知道租界巡捕房的很多人已經被軍統或中統收買。
當時日軍要在租界內公開抓人，還必須由日本憲兵隊出面，事先通知租界巡捕房當局，由巡捕房派員會同前去。而上海的軍統、中統組織，對兩租界的巡捕房大員，大都按月給以津貼，彼此聲息相通。
因此，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日軍要到租界抓人，往往是日本憲兵隊剛剛與巡捕房打招呼，那些被軍統、中統收買的巡捕房人員便預先“放籠”（暗中通知），讓被捕物件逃跑。凡屬軍統、中統的一些重要人員，即使來不及“放籠”而被捕獲，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難，甚至拒絕“引渡”。
從1938年6月開始，上海突然出現了一股強烈的“愛國熱情”浪潮，在所有的週年紀念活動上都飄揚著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旗幟。諸多小報上發表了不少主張武力的社論，正規的報紙則撰文鼓勵青年們參加或組織游擊隊。隨後，襲擊通敵分子的恐怖事件開始頻繁上演。
對這一系列恐怖活動的評價，輿論方面的說法不一。有些跡象表明，這是通敵分子對立派別之間的傾軋和紛爭，他們都想獲得日本人的政治寵幸和金錢支援，是偽裝成愛國事件，而實際上是爭奪日本的戰利品。
然而，多數人認為，這是某個組織在上海的活動，這些暗殺都是出於愛國的動機。大部人相信，該組織即是藍衣社，狂熱地忠於蔣委員長的一個法西斯會社。
“藍衣社”一名之所以被長久使用，是因為其強烈的象徵意義，特別是當褐衫黨和黑衫黨風行歐洲之際，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在“孤島上海”明目張膽地實施恐怖活動，絕不是一兩個有組織的指揮部所能完成的。
而政治暗殺衍生自三十年代初的民族救亡運動，它導致上海的“小市民”中產生了部分人為、部分自發的組織和機構，他們既為愛國，也為自身的利益而行動。有時候，他們會與國府的軍事特工組織聯合起來，有時候則單獨行動。
不論是出於何種目的，在起初的“孤島上海”，恐怖活動的主動權握在國民黨特務手中，儘管親日的黃道會和復興會也進行了反擊，但是在1938年的秋天和初冬，還是國民黨抵抗分子佔了上風。
但是，到了1939年李士群和丁默邨在極司菲爾路76號成立了一個特工組織後，形勢開始發生悄然的變化。首先，李士群很快搜羅了七名前中統特工和cc系成員，組成了一個核心，作為他的骨幹力量，他還贏得了青幫成員吳世寶的忠心效勞。這個黝黑粗矮的虐待狂為他召募了當地的歹徒以及其他積極的通敵分子。
隨後，李——丁組合促成了具有關鍵性作用的軍統特工王天木、陳明楚等人的叛變，並摧毀了他們的特工組織，這是相當重大的勝利。
而隨後引起的連鎖反應對軍統來說，幾乎是災難性的。由於76號逮捕了很多軍統特工，甚至包括重慶派來刺殺汪精衛的另一組秘密人員。日本的報紙，諸如《東京日日新聞》便對丁默邨、李士群等人表示了信任。
面對不利的形勢，新建的軍統上海區制定了一個方案：以身著軍服的日本人為格殺物件，無論軍階高低，職務大小，無須申報，得手就當場幹掉，執行地點以日佔區及其勢力範圍之內為限。該方案上報戴笠並得到批准。
吳金鎖等三人便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楊天風抽調出來，經過急訓選拔，秘派至上海參加刺殺活動的。隨行的還有豫東情報組組長寥文忠，以及他的兩個手下。
初至上海，吳金鎖等人雖然被灌輸了很多大城市的情況介紹，但依然被這個完全陌生的世界所震驚。
叮噹作響的電車，穿著各異的城市人，繁華的街道，高聳的樓房，飄揚的各國國旗……
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