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變’，就是蒙古騎兵從薊鎮古北口長城突破，沿潮白河直打到通州的。長城雖然一直在修，卻沒有起到預想的效果。
直到隆慶四年，戚繼光擔任薊鎮總兵後，他親自巡行塞上，經過仔細考察，認為這些邊牆不僅低薄，而且頹廢較多，所以根本無法阻遏敵襲。而且在邊牆上雖有一些磚石小臺，但這種小臺彼此之間毫無聯絡，既不能掩蔽士卒，又沒有地方貯存軍火器具，敵軍只要登高發矢，臺上守軍就很難固守，不利於戰鬥。於是他上疏言道：‘薊鎮邊牆，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坍，徒費無益。請跨牆為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為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糧秣具備。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
這得到了大學士高拱的全力支援，於是自隆慶五年起，開始了艱鉅的修牆、築臺工程，戚繼光親自監工，對工程質量要求極為嚴格。他將城牆分為一、二、三等，雙側包磚城牆為一等邊牆，單側包磚城牆為二等邊牆，石城為三等邊牆，要衝地段一律包磚，嚴禁任何偷工減料現象。在加固城牆的同時，又修建一個個碉堡似的敵臺，最終花費三年時間，重修從山海關到昌平的長城線，修築敵臺一千零七座，將京師防線營造的固若金湯。
雖然在萬曆年間，李成梁的風頭遠超過戚繼光，但土蠻和朵顏寧願去面對李成梁的屠刀，也不願意到戚繼光這裡碰壁。因為老虎雖猛，總有打盹的時候，總還能偶有收穫，但銅牆鐵壁卻連道縫都沒有，只能碰的頭破血流，永遠也討不著好。
而文臣們對戚繼光的評價，也遠高於對李成梁的，一方面因為戚是儒將，且操守遠好於李。更重要的是，比起彪悍難馴的遼東騎兵，戚繼光這種修築王八殼子的搞法，讓他們感到對自己的威脅小很多。
所以命九邊效仿戚繼光，大家一起修王八殼子的倡言從未間斷，但沈默對此持保留態度，薊鎮的成功經驗，也就沒有推廣到別處。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因為歷史早已證明，國朝花費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來的萬里長城，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理想效果。僅從軍事的角度來說，明軍需要守衛長逾萬里的邊防線，軍力不可避免地被分散，而蒙古軍隊乃至後來的滿人，通常是突襲而至，攻其不備。由於通訊手段有限，明軍即使能夠做到常備不懈、居安思危，也不能準確地預料蒙古軍隊攻擊的時間、地點，因而對規模較大的突然襲擊難以有效阻擋和防禦。
在沈默看來，對付北方之敵的上策是恩威並施，在軍事上壓服它，在經濟上控制它，在政治上籠絡它，將其慢慢馴化，甚至為朝廷所用。中策是奪取養馬之地，建立強大的騎兵，以騎制騎，最低限度可以主動防禦和反制出擊，使敵騎不敢輕言進犯。下策才是修築長城被動防禦，這樣不僅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效果還最差，可謂事倍功半。
當然這些道理，沒法像那些不知兵事，卻誇誇其談的文官們分解，沈默只用一個理由搪塞他們，那就是沒錢！
戚繼光修長城三年，各項花費折銀六百萬兩之巨，這還是在基礎最好、距離京城也最近的薊鎮修建。而長城的特點又是，‘一瑕則百堅皆瑕’，但如果九邊長城都按這種標準修，沒有三千萬兩是打不住的。
沈默掌權期間，國庫存銀從沒到過千萬級別，時常在五六百萬兩打轉。從萬曆六年起，北方又普遍遭遇旱災，長城也就一直沒修成。
但是情況在萬曆八年以後起了變化。去歲八月底，兵科給事中顧允忽然上了一道奏摺，言各地總兵不宜久任，為了防止各邊駐防軍門擁兵自重，應經常給他們換防。其中特別提到戚繼光和李成梁，說他們衛戍薊遼權責重大，已坐纛十餘年，就算為了保護他們，也應該換任。
其實這是張四維早就與皇帝商量好的，要將沈默昔日幕下諸將一一調離，然後換上值得信任的將領。雖然張四維離開朝堂了，但他的黨羽仍在，那顧允便是張四維的學生，他一上本，萬曆便心領神會，很快下旨命朝臣議論。
儘管大臣據理力爭，說大規模撤換邊鎮總兵，會導致邊防不穩，但最忌諱的就是邊將結交內侍，誰也不敢出言太甚。最終將此本透過廷議，定出了第一批換防的六名總兵官，赫然列於榜首的是戚繼光、還有宣府總兵馬芳、河套總兵劉顯、大同總兵尹鳳、廣西總兵湯克寬、廣東總兵李錫。除了馬芳因為年邁，直接退休之外，其餘五位都被調往內地。雖然職務不變——都是二品總兵之銜，但實際上大相徑庭。在邊鎮行轅，麾下強兵勁旅十餘萬，而內地總兵統領的兵士只有一萬多人，對付的也僅只是流賊亂民。
反倒是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