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絕好的小說材料，於是就利用了這材料，構成一部實實在在的西北民間小說。我想，一個作家，只坐在咖啡廳裡，高喊到民間去，恐怕是不會想到西北的真實情況的。”
除了《燕歸來》、《小西天》兩部長篇小說外，父親還寫了大量介紹西北的散文，《西遊小記》是父親應上海中國旅行社《旅行雜誌》主編趙君豪先生之邀撰寫的，連載於《旅行雜誌》1934年9月第8卷第9期至1935年第9卷第7期，長達數萬字的長篇西北遊記，在當時的文壇是絕無僅有的，父親對歷史嫻熟，識見通達，觀察入微，描寫生動，形象逼真地再現了20世紀30年代西北的社會風貌，自然景觀，歷史地理，民生民俗。這篇《西遊小記》共計33篇，全方位立體交叉地介紹了西北的社會和民情，以引起國人對開發西北的關注。父親自己在《西遊小記》的前言中，很明白地作了交代：
今歲五月，予作陝甘之遊，意在調查西北民生疾苦，寫入稗官。至於風景名勝，旅程起居，則非稗官所能盡收，乃另為一記遊之文，投之本志。與本志主編趙先生約，蓋已三月於茲矣。今征塵小歇，寄居牯嶺，雖寓樓斗大，然開窗北視，遠及百里，但見長江如帶，後湖如鏡，煙雲縹緲，胸襟豁然。覺趙君之約，未容久違，遂即趁此逸興，把筆追志。文以白話為之，取其通俗。而其內容，著重於旅行常識，俾為將來西北遊者，略作參考。間以風土穿插之，以增閱者興趣而已。記遊之文，此本不合，然《旅行雜誌》之命意，似當如是也。文中有圖，亦記者所自攝，初為此道，佳構甚鮮，擇其略可者入之，亦點綴篇章之意目。二十三年八月七日，序於牯嶺望江樓。
近幾年，掀起了一股“西部文學熱”，殊不知早在70年前，父親就已經開拓在當時還是一片荒蕪的西部文學土地上了！
以筆當槍的抗戰者（1）
父親是一個非常愛國和有著民族氣節的人，他雖然是一個不過問政治，也不參加任何派別和文學團體的人，從來都是“孤軍奮戰”，但在愛國和抗擊日軍的侵略上，他從不後人。他認為這不是政治，這是關係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和關鍵時刻，他願搖旗吶喊，獻出自己的一切。他不僅是這樣說了，也這樣去做了。父親在《寫作生涯回憶》中說：“‘九一八’國難來了，舉國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應該做些什麼呢？我是個書生，是個沒有權的新聞記者。‘百無一用是書生’，惟有這個時代，表現得最明白。想來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崗位上，盡其所能為罷，也就只有如此聊報國家於萬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開始寫抗戰小說。”的確，從1931年“九一八”國難後，他立即就開始寫抗禦外侮的文字，小說、詩、散文，都在大力宣揚抗擊侵略，民族自強。《太平花》這部小說，很能說明那時父親的思想。此作連載於1931年9月1日至1933年3月26日的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林》。這原是一部反對內戰，控訴軍閥爭奪地盤，使百姓家破人亡的小說，但是小說連載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了，全國人民同仇敵愾，要求武裝救國，而《太平花》表現的卻是非戰的和平思想，和當時氣氛是有些不相時宜的，父親有感於此，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改動？報社的編者也有同感，寫信來問父親，何以善其後？父親考慮只有兩個辦法，一、書的立意，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故事變成抗戰。二、乾脆，把這篇“夭折”，另寫一部。考慮來考慮去，還是採用了第一個辦法，於是從第8回起，父親做了大幅度的改寫，由於是個大翻個兒，比另起爐灶要難多了，父親費了大力氣，整整想了一個禮拜，才動的筆，父親果然是倚馬才高的人，這樣的陡然的大轉彎，他居然不落痕跡地改寫得順暢自然，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故事變成：由於外寇侵襲，交戰雙方認識到同室操戈不對，一致言好禦侮。1933年春，全書寫完，共36回。到出版單行本時，又把描述內戰的那一段刪去8回，補寫兩回共縮為30回，在上海出版。1944年，上海原書局負責人也到了重慶，告訴父親此書是被日偽查禁的，還帶來了原書，請父親審閱，準備在內地印行。不想父親再看此書時，常常被引得哈哈大笑，因為書中描寫的抗戰軍事行動太幼稚、太外行了，如果原封不動地出版，會讓經過了8年抗戰的國民笑掉大牙的，所以遲遲沒有動手。1年後，抗戰已接近全面勝利，父親認為必須要對這艱苦卓絕、曠日持久的民族保衛戰進行反省和深思，雖然我們要謳歌全國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蹟，但是也不該忘記內戰的禍害，若不是長期的內戰內耗，國家的元氣也不會削弱到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