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碰得大腿木麻了一陣。朋友見轎子和人如飛的去了，便跑來摟抱。競存扶著牆，慢慢爬起來，笑道：“不要緊，跌撞一下，或傷礙不到我們這戰士。我是沒有想到今晚還有巷戰。稍微提防一點，也不至於敗在他們手上。”
然後筆鋒一轉，父親藉著主人公之口，向我們扔出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競存覺得今年今夜雖沒有前年夜間慌亂與恐怖，也沒有去年嚴肅與緊張，可是精神並不安寧。他久久望著月亮，心裡想著，你照見過前年今夜的巷戰，照見過去年今夜的巷戰，也照著今年今夜———不算巷戰的巷戰。一切瞞不過你，你還道人世間是怎麼回事。
《大江東去》寫於1939年，連載於次年香港《國民日報》，1943年出版單行本時，父親做了改寫。這部書的寫作背景，也是極其富有戲劇性的。1939年冬，父親友人陳君將有東戰場之行，父親與陳君小餞於酒樓，杯匙之間，陳君談起了南京失陷時一位年輕軍人的遭遇：由於戰爭，此軍人雖死裡逃生，但妻子卻棄他而去，家庭遭到破壞。陳君問父親可否將其寫成一部小說。父親認為故事良好，若能配合京滬線的戰爭慘烈及南京屠城之慘，將不失為有時代性的小說，所以就答應下來。但是父親卻遲遲未能動筆，因為他不熟悉戰場，不能貿然去寫。過了半年，鄰居家來了兩位軍人，夏夜納涼，聊天時常常談及戰事，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父親從聊天中獲得了有關戰場方面的軍事知識，於是就以這個故事為題材，寫了這部《大江東去》。由於當時英、日尚未宣戰，所以還不能暢所欲言地揭露日軍暴行，父親原來設想的京滬戰役及南京大屠殺都不能如實描繪，父親自認為寫得不痛快。誰知事有湊巧，1941年冬，一位朋友劉君約父親去酒樓見面，並在函約中“賣了個關子”，告訴父親千萬別爽約，告訴父親去了會有奇遇，父親在半信半疑中欣然前往。到了酒樓，座上有一年輕軍人，風姿英爽，很是健談，劉君笑著介紹：此君與君所寫《大江東去》主角，正二而一，彼即是此君，此君便是彼，而其在南京守城之戰時，且參與光華門之役。父親乘便問其光華門戰役情況，某君慷慨唏噓詳述南京失陷慘狀，尤其是某班長以一手榴彈挽救危城的壯舉，某君說來繪聲繪色，令父親興奮不已，當即便對某君說，如果《大江東去》出單行本，一定要將日軍令人髮指的屠城罪行及光華門之役中國軍民的英勇行為，增寫進書中。果然第二年新民報社要將此書付梓，父親將存稿校閱一遍，刪去了原稿13至16回及17回之半回，而增寫了光華門之役及日軍屠城的慘狀，父親從來寫書都是根據生活而進行創作的，而《大江東去》則虛構成分很少。他在序言中說：“則其地名人名，即虛構亦不寫出。因吾人尚未回南京之前，此等地名人名，或亦有未便寫出者。紀念某班長之壯烈，國家將來自有卹典在，彼決不與草木腐。此間不實亦無妨。更就整個小說言，正如舞臺上之戲劇，自不同於社會事實。若必一一加以索隱，則如倫敦小兒向某街索福爾摩斯而訪之矣，不亦可笑乎？”
“國如用我何妨死”（4）
《大江東去》在連載時，就受到了熱烈歡迎，出了單行本後，更是洛陽紙貴，不脛而走。在當時的抗戰文學作品中，發行量是最大的。需要大書而特書的則是，父親以無比憤怒的筆觸，揭露了日本侵略軍屠殺南京軍民的血腥暴行。這些場面的如實描寫，給侵略者慘無人道、嗜血成性的醜惡行徑做了血淋淋、活生生的紀錄。《大江東去》是首部把南京屠城這一震驚中外，慘絕人寰的罪行，記錄下來的文藝作品！2005年恰是抗戰勝利及反法西斯勝利60週年，雖然事隔60多年了，當我們重讀《大江東去》時，仍然是熱血沸騰，義憤填膺。我們熱愛和平，所以不忘歷史，中國古訓有“殷史可鑑”，所以絕不允許歷史重演。《大江東去》及時而真實的描述，對那些想沖淡、粉飾日本侵略軍侵華罪惡行徑的人來說，仍然是無可辯駁的鐵證！
由於《大江東去》一書的真實描述及曲折的悲歡離合，很受讀者的歡迎，所以抗日勝利後，1947年，在北平的中電三廠將其改編為電影，女主角是袁美雲女士飾演，拍到快結束時，由於北平的解放，這部片子未能拍完。
關於此書還有一個曾引起讀者很大興趣的問題，那就是男主人公原型是誰？我看到海內外一些涉及《大江東去》的文字，都說這是國民黨###鈕永健的侄子鈕先銘先生親身之事，而且言之鑿鑿，不僅婚變是事實，而且為了躲避日軍追殺，鈕先銘藏身寺廟，假作僧人也是真。但是在父親生前，我沒有問過他，所以是真是